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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王
作者：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等.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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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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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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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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