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我找鲁迅这篇杂文的赏析,《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请为我找鲁迅这篇杂文的赏析,《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请为我找鲁迅这篇杂文的赏析,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请为我找鲁迅这篇杂文的赏析,《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报》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