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新变化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新变化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新变化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新变化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先开始于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就是说,开始于由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个天才头脑、理性和正义的偶然发现,变成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说明,能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因此,对于一切矢志于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来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解决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不行的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的,当首推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1](P561),其表现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1](P562).据此,斯大林认为列宁在1916年春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的论点”,斯大林本人在二战以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1](P562—563).
　　斯大林提出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就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事实是,尽管除美国以外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中饱受战争蹂躏、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战后,其经济却得到了迅速恢复,并为生产的迅速增长打下了基础.在战争结束三年以后的1948年,除战败的德、意两国之外,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都已恢复到乃至超过了战前1938年的水平；到1950年,整个西欧已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以西欧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例,如以1938年为100,法国1948年为100、1950年为121,英国1948年为106、1950年为114,意大利1948年为92、1950年为104,只有德国1948年为45、1950年为64；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为例,英、法两国的工业生产在1948年都已超过了战前水平,意大利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德、日两国的恢复虽然慢一些,但进入50年代以后也都得到了恢复,如以1948年为100,西德1936年为150、1954年达282,日本1938年为228、1954年达281.
　　然而,斯大林的这个观点,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而且由于他的观点是建立在因为两个阵营的存在而出现、并在此期间始终存在的他所谓“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生产的瓦解”的基础上面的,这就把他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点,发展成一种不论客观现实发生什么变化都始终僵滞不变的思维定式.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使人们看不到在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其根本性不变的一面,又还有其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适应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P275)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资本主义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的历史,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受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等因素的影响,更处于自我更新、调节、发展的大变革时期.二战以后的历史发展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以缓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制约,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从而使得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面生产力不仅能够被容纳,而且还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
　　斯大林的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维定式,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例如,随着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股份公司、托拉斯这些新的社会化形式的出现,恩格斯迅速在其对资本主义特征的界定中作出相应的反映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3]
　　斯大林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还有碍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斗争实践.日本共产党在1985年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不会自动崩溃,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将用一切手段延长其生命,它还具有必要的活力.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带有片面性,在内容上包含着许多不明确之处.“总危机”理论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危机,助长那种经济危机会自动转化为革命危机的片面看法,而轻视统治阶级摆脱危机的对策和应变能力,过分依靠形势,忽视主观的努力,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进行实践,容易产生“左”倾冒险主义或失败主义等错误.
　　至于斯大林所谓“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有“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观点,在实践中只是导致割断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使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之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它直接招致了苏联在经济上的不断滑坡.
　　二、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在性质上的根本改变,是有害的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极力夸大为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性质,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最终导致苏联东欧剧变解体的,是戈尔巴乔夫.
　　在1989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推测出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促进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现在,“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已经国际化,整个资本主义经营跨国化”,所以“首先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1990年4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戈尔巴乔夫说：“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那种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诸如公有制、计划化、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已经成为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习以为常的部分.现代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成果”；在苏联解体以后出版的《难以决断的岁月(选集1985—1992)》中,戈尔巴乔夫说：“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二律背反论,我总觉得现在已经过时；在1995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他针对人们关于东欧剧变损害了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批评,辩驳说,这种批评所采用的“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而“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4]；在1998年出版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又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在它们通常的、惯用的意义上已经难以描绘和说明现实.”[5]
　　戈尔巴乔夫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去鼓吹资本主义已经根本改变性质、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思维方法已经过时、已经难以描绘和说明现实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混淆是非之谈.
　　诚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客观存在,不承认、不正视是不行的；但是,同样属于不能不承认、不正视的客观存在之列的还有：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种种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措施,也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恰恰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在经历这些新变化的过程中,它的不断增加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贫富两极分化继续不断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在新的基础上积累和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就以戈尔巴乔夫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来说吧：在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推进了《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福利救济,公共住房,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以致有的西方左翼学者评论说：“没有这些改革措施,没有这些改革,很难想象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约翰·卡西迪语)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就具有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意味着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就已经过时了.这是因为在这里,问题在于：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而在资本关系所许可的限度内去借鉴《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一些措施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的.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内采取这些措施、借鉴这些做法,可以调节、缓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制约,可以使资本主义继续容纳和发展生产力,可以使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却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曾经谈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也就是说,不得不使大量生产资料采取像股份公司、托拉斯乃至资产阶级国有化等社会化形式,尽管这些社会化形式意味着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向生产者集体所有或社会所有和社会管理过渡的因素,意味着是为社会主义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国家权力,并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那么,“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即使是采取了资产阶级国有化这种社会化形式,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所以,“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6].归结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借鉴和采用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虽然是一些对资本主义进行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社会因素,但这些社会因素本身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是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飞跃,这些单个的社会因素是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的.
　　第三,即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着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明显趋势,发生了种种新变化的资本主义,为了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把它们那套价值观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国际资本统治轨道的本质与和平演变战略却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戈尔巴乔夫以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为借口,要求排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乃至废除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实际上只是在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效劳.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味地同西方世界“一体化”的想法和做法,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致谴责.例如,日本共产党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对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省,而是在维持不下去的时候,走上了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期待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自我否定、自掘坟墓、自我毁灭的变节者的态度；美国共产党认为,苏东剧变解体是西方与戈尔巴乔夫里应外合地发动的一场成功的反共政变；希腊共产党认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蓄意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改革”政策.
　　三、关键在于要从实际影响中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存在是不行的,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说成是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且会导致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恶果.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呢?关键在于不要从主观臆想中,而要从客观的实际影响中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这种作用的限度,乃至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关系上,一方面在日益发展的生产力要求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就是说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框架对于生产社会化的束缚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所许可的限度内,先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的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有化那样的社会化形式,随后,又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企业由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的转移等措施,在企业的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方面推进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制度,在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实行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上,把实行经济计划作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综合调节的手段,以减轻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紧张程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毕竟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因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就只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实现形式,而并不是私有制本身.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变化发展而出现的,还有同资本主义的本性紧密相连的财富不断集中的趋势,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在财富不断集中的趋势方面,以美国为例,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1955年为22家,1992年为316家；其资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1960年为23%,1990年为71.2%；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在美国企业的整个利润额中所占比重,1960年为38%,1990年为73.2%.在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方面,仍以美国为例,在1973—1992年间,占全美家庭总数20%的上层平均收入增长了20%,而占20%的下层其平均收入却减少了42%；在1983—1992年间,占家庭总数20%的上层,占有了增加财富的98.8%,其中,占1%的最上层,占有了增加财富的61.6%；结果是在1980—1996年间,美国最富裕的、占家庭总数5%的上层,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5.3%上升到20.3%,而最贫困的、占家庭总数60%的下层,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却由34.2%下降到30%.这种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欧也存在着.以德国为例,占家庭总数5%的上层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占家庭总数一半以上的下层居民,却只拥有不到10%的社会财富；在1980—1995年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增长了54.3%,而雇员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0%.与此同时,从1980年以来,国家征收的工资税和社会福利税在平均劳动工资中所占比例增加了25%,达到35%,而企业收益税在全国税收中所占比例,却从16%下降到5%.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不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的这些趋势,显然说明了在一些方面其紧张程度得到暂时缓解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在另一些方面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加深着.面对着这样的形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警告说：“如果资本主义体制在总体经济大饼扩大的时期不能提高大多数参与者的实际工资,它就不可能长久地拥有大多数人的政治忠诚.同样地,如果民主的政治程度不能消除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发生的、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现实,民主制最终也会失去信用.”[7](P264)而德国《明镜》周刊则惊呼道：“在德国贫富截然分开,中间阶层中对于社会地位低落的恐惧不断增长,这种恐怖情绪的蔓延会带来十分危险的后果,民主制度还能忍受多大程度的社会不平等?”[8]
　　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关系上,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特别是1929—1933年间经济危机的严重破坏后果,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针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方面,这种干预和调节首先表现为扩大财政预算行政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这就直接增大了社会消费需求,缓解了两大部类之间的积累失衡,减轻了消费资料生产过剩,从而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强度.其次,则表现为使固定资本的更新分散化,即在危机到来前的经济过热阶段,采取紧缩措施,以抑制经济过度高涨,而在危机到来时,又设法增加社会消费,刺激私人投资,保护金融体系,以维持相当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减少生产下降幅度.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这些干预和调节措施,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强度.例如,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生产幅度下降了46.2%,失业率为24.9%,德国的生产下降了40.6%,失业率为50%,日本的生产下降了32.9%；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针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和调节措施之后,在1973—1975年、1979—1983年爆发的两次经济危机中,美国的生产下降幅度就降为15.3%和11.8%,失业率降为9.1%和10.8%,德国的生产下降幅度降为12.9%和12.2%,失业率降为5.1%和8.5%,日本的生产下降幅度降为20%和4.1%.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陶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或者消失了,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两次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从19世纪中期的每10年一次,缩短为20世纪的每4年左右一次.
　　然而,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频繁爆发,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这是因为,实现这种取代,不仅需要有超乎寻常的加剧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的经济前提,而且需要有给被压迫阶级的不满和愤慨迸发造成突破口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不能照旧维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危机,还需要有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革命群众运动,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却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羁绊和束缚,并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这就是虽然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关系上,一方面,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很大的发展,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也得到暂时的缓和,这些无疑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而使之在新的基础上积累和加深,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是使之爆发得更加频繁,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发展而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这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信念和信心.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P284),在近150年以后,邓小平又在苏东剧变解体、社会主义处在低潮谷底的时候,坚定不移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9](P382—383)
　　但是,这种客观必然性的实现,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不会出现的.”[2](P33)正是因为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邓小平果断地纠正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流传很广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寿命不长了的预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10](P73)
　　这个漫长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越来越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9](P379—380)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而得到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爆发频繁,因而,这个漫长过程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危机的过程.对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有所觉察.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立达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它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且这种衰败正在扩展,它在自行生长.德立达说：“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11]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则在196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代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一书中说：“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明显的内在问题(不稳定、不平等上升、流氓无产者)依然存在,有待解决.然而,它还有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科技和意识形态正在动摇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根基.科技正在使技能和知识成为获得可持续战略优势的唯一来源,由于受到电子媒介的怂恿,人们的思想意识正在向短期个人消费最大化的极端形式发展,而此时经济的成功恰好要依赖人们在技能、教育、知识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长线社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一旦科技与意识形态开始分道扬镳了,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大问题’(动摇制度的大地震)何时出现.”[7](P319—320)
　　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实现,需要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又需要有革命的主观因素.首先是广大群众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觉悟,就是人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统治已经不再能维持下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肥沃土壤,而社会主义国家所树立的社会主义的确优于资本主义的榜样和示范力量则具有极其巨大的吸引作用.1988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讲话中,在谈到现在“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熟的办法”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20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前50年,共70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