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举制与察举制的异同要求尽量充实 最好有原始史料 好的话追分

求科举制与察举制的异同要求尽量充实 最好有原始史料 好的话追分
求科举制与察举制的异同
要求尽量充实 最好有原始史料 好的话追分

求科举制与察举制的异同要求尽量充实 最好有原始史料 好的话追分
唐代科举制虽较汉代的察举制公平,但其亦有不足的地方,反之汉代的察举制虽有不足之处,但亦有其优点.
　　取士标准方面： 汉~取才重德行,但士人德行虚矫,受荐举者爱憎影响甚重(失)
　　唐~较公平客观(得)
　　取录名额方面： 汉~例如：岁举、孝廉充斥仕途(失)
　　唐~考者人数众多但官位有限,使仕途拥塞(失)
　　影响方面： 汉~结成朋党引起东汉党锢之祸(失)
　　唐~促成朋党之争(失)
　　两汉之世实施察举制作为选举官员的制度,这时的选举制虽甚粗疏,却开后世的先河；而唐创出科举制,中国文官制度逐进入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更成为此后一千三百多年的楷模,开创中国公平选士的先河.而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方面虽具有辉煌的成就和重大贡献,但就其本身的运用来说,亦尚有若干缺陷,仍不免为当时和后世的人所评议.反之汉代的察举制虽有不足之处,但亦有其优点.
　　在考试科目方面,汉代察举制能应当时所需而设,但唐代科举的科目则有欠实用.汉察举之精神在於选贤任能,除一般定期选举外,大抵随皇帝之意旨,以应当时之需,访求的真才有文有武,如「直言极谏」、「勇猛知兵法者」、「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也」、「武猛堪将帅者」等,这种用人唯才的考选方法,在政治上不仅有「募求」的作用,更使汉代人才辈出,据《文献通考》所列,就「孝廉」出身的大臣,西汉有师丹、萧望之. 、京房、鲍宣等；东汉有左雄、荀彧、陈蕃,李膺等,由「贤良」出身的,在西汉有晁错、孔光,公孙弘、董仲舒等；东汉有鲁丕、荀淑,刘焉等,可见察举制下人才辈出.汉室富强之基得以奠定.
　　然而,唐代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会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一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此而生,此因明经科重视「帖经」,士子对经籍遂极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意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明经和进士科皆为文学性科目,并非为官的学问与实际技能,文学知识成为考试唯一标准后,实用技能便全被忽视,故唐代后期的官员人才种类减少,社会对实用技能亦有所忽视,如《文献通考‧选举考》载时人赵匡谓：「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故士林鲜国体之论,其弊一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实指出考试科目的币病.
　　在取士标准方面,汉察举制较受荐举者的个人爱憎影响,而唐科举则较公平客观.汉代察举制令地方长官推荐孝廉,在郡国官吏把持州郡察举制度下,请托舞弊多有发生,东汉以后,地方官之察举人才,多凭一己之好恶、贪污而恂怯或依托而虚荐,鲜能客观公正,故所举者多名不符实,遂为当时童谣所讥：「举秀才,不知书,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足见当时滥举之弊；而且以「品德」和「资望」为选才标准,表现出德治主义的观念,故所举之人每非政治人才；汉时的孝廉须由州郡官吏所推荐,达官贵人为要博得孝廉一官,乃极力奉承高官,各人竞相仿效,致造成社会诃谀伪之风.
　　反之,唐科举取士挑选严密,分科细密,确定从政人员兼备「经」、「史」、「文学」、知「身」、「言」、「书」、「判」等条件,选人不仅要有德,且要有才,这在中国政治观念上是一重大的转捩点,降至现代仍不失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此外,唐代人士初登第多任藩府小职,待其能习吏事,通达民情,藉之对政事先有一番实习,然后始迁入京,此乃配合学历,故官吏主政更能驾轻就熟,政务亦能尽善必备,故唐代名区辈出,如房玄龄、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造就唐国势之强、文治武功之鼎盛.然而,唐代科举考试除考卷外,尚有「温卷制」,然温卷取才,诚未尽公允.举子得先将自已的文章送呈京师的达官贵人,以采名誉,观素学,到临场应试时,可以不问试艺的高下,专取知名之士,谓之「通榜」,其榜贴也可以托人为之.其作用本在使考官不仅据考试成绩,且更参考平时习作以为取舍标准,但流风所被,全国士子奉弊利以谒典客的,投上自已的文章,名曰「求知已」,为求达官贵人的注意,士子卑躬屈节的状态实在可怜,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以求必得.既及第则肆意轻薄,举进士不得志的,则含恨於心,挺而走险的亦甚多,又由於科举考试阅卷时有偏差,试卷又不糊名,使取才欠其实,因阅卷甄士之不足凭信,亦容易使人对考试失去信心及造成结纳权贵的风气.
　　由此可见,於取士标准方面,唐代的科举制与汉的察举制,都未能做到完全公允.唐代的科举制相对汉的察举确实较为公允,然而其温卷取才,却诚未尽公允.而汉的察举制行之既久亦请托舞弊多亦常有发生.
　　在风气形成方面,汉察举使士风纯良,而唐科举能令文风鼎盛.「孝子」、「廉吏」皆由郡太守岁举方可进身仕途,东汉光武帝提倡气节,尤重「孝廉」,官吏多由「孝廉」一途出身,此制在政治上既起了「奖励」作用,更无形中鼓励了敦品励行之风气,汉代士风优美,崇尚德行,诚与汉察举孝廉关系密切.
　　同样地,唐科举对当时风气亦有建树,它予天下人入仕机会,入仕者又享有种种特权,遂为时人所慕,加上入仕须凭个人学识,比前代更为重视知识,知识分子亦倍受社会尊重,且唐科举以进士及明经为主,以进士科尤为重要,而进士科所考重视诗赋文章,遂使诗文创作特为时人所重,形成唐代文风兴盛,其诗歌尤为后世推崇.
　　在政权体现方面,汉察举和唐科举皆使政权开放,汉察举制下,令政治机会开放,调和文化,时汉察举孝廉起初为分区察举,但后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由是参与政治机会开放给全国各地,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选拔,因此中央政府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参加,故政府能代表全国性；汉制郡县长官避用本郡本县人,避免其陷於地方性,这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令地方文化经济水准走向融和、平均,不致隔绝分离,如东汉和帝时,边区蛮夷人口日多,郡国察举包括荐人在内,此对抚慰边陲、调和文化有很大贡献.
　　如是,唐科举制下,各地皆有选才到中央应试的机会,故学者钱穆强调唐代是一开放的政权,每人也有可能参与中央政府,固提高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亦可打破个别豪族聚居地区对仕途的垄断,而且寒门子弟亦可「怀牒自列」,自由报考,地方官及门第因而较难操纵选举,久之,门第垄断仕途的情况逐步消除,门阀政治及社会的势力亦将消减.
　　取录名额方面,汉代察举制,例必岁举,孝廉充斥仕途.汉武帝时令地方长官岁举孝廉,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自此制形成之后,往后的二、三十年,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了.其后孝廉不分,仅成为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全失当初孝廉之意.
　　而唐代的科举制,考者众多,官位有限,致仕途拥塞亦为唐科举之一大毛病.唐科举取录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无限制,於是因报考之人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抚,祇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由於参加考试者越来越多,政府遂设有员外官、后补官,所谓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无官,官乏录,而吏民扰民,亦因待选者众多,任用者少,於是时有贿赂,茍得任用,其官位亦不高,使新进者仕途多滞,这实是一参政机会开放中的大流弊,自两汉以来,早已把参政机会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有压抑工商资本,祇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许人为大商人,於是知识分子被单引导上政治舞台一途,竞求做官,仕途充斥,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同时,政府组织扩大,官员人数增多,不但增加国加开支更减低行政效率.
　　汉代好以察举举孝廉以致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而唐的科举制因考者众多,官位有限,以致仕途拥塞,后来更使官员数目大增,对政府的开支造成沉重的负担.
　　在整个制度的影响方面,汉察举与唐科举皆促成朋党之争.东汉二百多年培养出的士族与士风,在汉末时已成为操纵选举的标准,士大夫重清议,互相标榜,品第人物形成社会舆论力量,他们的褒贬可在选举方面产生左右的作用,汉末人士照例要有一个「品题」,经过「品题」才能定名,於是一些企图在政治上获得名位的士子,多依靠主持清议的名士,名士领袖为扩张势力也「标榜交游」与「臧否人物」,这种风气相互激汤,便结成朋党,其末流演变成沽名钓誉的浮华风气；又在东汉和帝后,因外戚和宦官相争权,政权腐败,朝延士大夫与太学生勾结为朋党同对付宦官,引致党锢之祸,士人被诛锄殆尽,东汉亦因此种下灭亡危机.
　　亦然,唐科举每年皆有不少考生报考,由主考官负责评选,遂出现「座主」、「门生」的关系,「座主」即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式的考生,便成为其「门生」,门生多对座主有知遇之感,故曾为主考者各有其门生支持；唐中叶出现的牛李党争与此甚有关系,座主各有其门生支持,牛、李二党得以援引大量官员为助,最终演成意气之争,形成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故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贡举者,议论之丛也……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助之以击李宗闵、杨汝士.长庆元年,进士榜发,而攻奸以逞,於是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於唐亡而后亡,」道出了党争激烈,与座主门生的纽带有关系密切.
　　总括而言,考试科目方面,察举能应当时的需要、反之唐的科举则欠缺实用；取士标准方面,唐代的科举制虽较汉察举制为公平客观,但其「温卷制」亦有不足之处；又於汉代的察举以孝廉为标准,故其士风纯朴,而唐的科举制确能选到真正的人才,但由於科举制没有参看士子之德行,故所选之士则有欠缺德行之弊病；政权的体现方面,汉的察举和唐的科举制都能使政权开放,收到调和文化之效；察举制使孝廉充斥仕途,而唐科举亦使仕途拥塞增加国家的开支；结果,两个取士制度都导致朋党之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