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农耕经济繁荣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原因

唐朝农耕经济繁荣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原因
唐朝农耕经济繁荣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原因

唐朝农耕经济繁荣表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原因
杜甫的《忆昔》
杜甫的《忆昔》共有两首,是广德二年(764年)在成都时所作.诗里写出自己对唐肃宗、玄宗两朝旧事的回忆.第一首写的是“忆昔先皇(唐肃宗)巡朔方”、安史乱后唐朝的混乱情况.杜甫写诗时为唐代宗统治时期,所以称肃宗为先皇.第二首以充满羡慕之情回叙当年开元盛世全国的经济繁荣和太平景象,希望唐室中兴,使盛世得以重现.课本中引用的只是《忆昔》第二首开头的六句,下面尚有22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唐玄宗和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又称唐明皇.睿宗之子、高宗武则天之孙.睿宗朝曾参与诛杀武、韦同党,平定了武则天晚年以后的政治动乱.712年即位,改元开元,至742年又改元天宝.开元之治时期一般指开元年间的29年(712～742).天宝以后由于奸臣当道,安史叛乱逐渐成为乱世,历史上亦称天宝之乱.安史乱后,756年玄宗奔逃入蜀,同年太子即位,是为肃宗.762年,玄宗在长安抑郁而死.开元年间玄宗比较重视吏治,任用贤才姚崇、宋为相,精减冗官；也注意发展经济,采取抑制土地兼并措施,兴修水利和组织垦荒等；还重视文教科技的发展,整理古籍,任用天文学家一行改造新历,测量子午线.同时,在和睦周边民族,安定边疆,以及对外的友好交往方面,也有贡献.
姚崇
姚崇为唐玄宗开元时期名相.早年为武则天所提拔重用,官至凤阁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开元初年,为唐玄宗所看重.在一次讲武检阅军队时,召进姚崇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却侃侃而谈,提出十项建议,史称“建言十事”.这十项建议包括：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营造佛道寺观、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以礼相待、纳谏从善、以两汉外戚专权为戒等.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相.姚崇为相后,兴利除弊,选用贤才,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开元九年(721),姚崇病故.
开元盛世经济的繁荣
开元时期统治者的各项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亦满”(《元次山集》).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荆州、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荣,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有民户7 861 236,口45 431 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玄宗时期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四十多处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一书,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制作了《玄宗时期兴修水利表》.据统计,唐玄宗开元时期共修水利38处,天宝时又修8处,合为46处.
唐朝农耕技术的发展
唐朝由于国家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的农业经济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两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更有显著进步.首先是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杜甫诗形容说：“东屯(屯子、村庄)大江北,百顷平若桉(案的异体字,狭长的桌子)；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刚才)云(作语助,无义)已(完毕),引溜(liù,水流)加灌溉.”当时江淮地区,已经是大面积移植秧苗.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种早稻.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种,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使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有的地方可一年两熟.
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足,无霜期较长,加上人口多,劳动力充足,宋朝时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大力发展稻麦轮作的二熟制.“吴地沃而物伙,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吴郡图经续记》)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
唐朝的蔬菜新品种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认为,唐时蔬菜新品种有菠菜、莴苣和食用菌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还提到茭白也是在唐代开始作为食用蔬菜的.该书还说：“茭白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水生蔬菜,世界上以之为蔬菜而进行培育的唯有我国.”菠菜又名菠,是唐代由尼泊尔传入我国的.至于食用菌,如人工栽培蘑菇,最初记载亦见于唐代,在《四时纂要》一书中有记载.
唐朝茶叶生产和饮茶之风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茶不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热解渴,是一种很好的饮料.西汉时,完成了从药用到饮料的过渡,当时已有煮茶、卖茶的记载.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认识到茶对人能起到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三国时,江南一带已形成饮茶习惯.《三国志·韦曜传》说：吴国皇帝孙皓,每次宴会都强迫群臣喝酒,每人至少以七升为限.韦曜不会喝酒,孙皓密赐茶给他,允许以茶代酒.说明当时已有了饮茶的习惯.魏晋南北朝时,茶被用来招待客人.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主要用茶果.
唐时南北统一,各地交往密切,饮茶风气从南方传入北方,中唐以后又从中土传往塞外,渐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黄河流域的关西、山东饮茶之盛,达到了“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的地步.“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专门卖茶的茶馆.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产和贸易,除野生茶树外,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唐时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省.茶叶生产已是江南农业的重要部门.“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祁门县境甚至“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什七八”(《全唐文·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茶树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也有显著进步.茶树种植三年后,每亩鲜茶可收120斤.每到茶叶收获季节,茶产地盛况空前,四方商人纷纷赶来,大量采购.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当时的名茶就有二十多种,如蒙顶、石花等.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税,“十税其一”,是年征得茶赋40万缗,约当全年收入的1/15.
唐代茶业承前启后,不仅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而且影响及于世界.从唐代开始我国的茶叶相继输往世界各国.至今各国语言中茶字语音,无不源出于我国的茶字,可见茶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饮料的一大贡献.
陆羽和《茶经》
陆羽,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所著《茶经》一书,内容十分广泛,对茶的起源、茶的性状和种类、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煮茶的方法、饮茶的茶具、茶叶优劣的区分和水质品第的鉴定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这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对后世研究茶史有相当影响.据《太平御览》记载,从宋代起,陆羽就被人称为“茶神”了.
曲辕犁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定类型的生产工具标志着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江南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又称江东犁.
曲辕犁构造示意图
晚唐时陆龟蒙的《耒经》,记载曲辕犁由11个部件构成,重大改进有三处：1长直辕改成了短曲辕.旧式犁长一般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辕犁长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犁架变小重量减轻,便于回转,操纵灵活,节省畜力.由旧式犁的二牛抬杠变为一牛牵引.而且,由于占地面积小,这种犁特别适合在南方水田耕作,所以在江东地区得到推广.2加装了犁评.由于犁评厚度逐级下降,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犁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犁入地浅,可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3改进了犁壁.唐时犁壁呈圆形,因此又称犁镜.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以减少前进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草根的生长.这种犁出现后逐渐推广,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耕具.耕犁至此已基本定型,这是唐代劳动人民对耕犁的重大改进.
筒车
各种水车广泛用于农田灌溉,是唐朝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杜甫在四川写的《春水》诗说：“连筒灌小园.”李实解释这句话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这是一种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筒车用竹或木制成一个大型立轮,由一个横轴架起,可以自由转动.轮的周围斜装上许多小竹筒或小木筒.把这个转轮安置在溪流上,使它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受水流之冲击,自行旋转不已.轮周斜挂的小筒,当没入水中时满盛溪水,随轮旋转上升,由于筒口上斜,筒内水不流洒.当立轮旋转180°时,小筒已平躺在立轮的最高处,进而筒口呈下倾位置,盛水即由高处泄入淌水槽,流入岸上农田.这对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意义.这种自转不息、终夜有声的筒车,确实是人无灌溉之劳而田有常熟之利.一昼夜可灌田百亩以上(唐代缺乏具体记载,此据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水车已传到日本.829年,日本的“太政府符”专门谈及“应作水车事”,说：“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切望)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这一记载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绝好证明,也生动说明水车使用已成“唐国之风”,其种类有手转、足踏、牛拉等.
姚崇捕蝗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严重蝗灾.当地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纷纷烧香磕头,祈求上天保佑,满朝文武也都束手无策.姚崇向皇帝上书,引用古代《诗经》和东汉光武灭蝗的诏令,说明灭蝗才是积极的办法.他建议唐玄宗派遣“捕蝗使”,去山东灭蝗.姚崇上书受到许多朝臣反对,他又力排众议,说服玄宗迅速行动.玄宗终于同意派使捕蝗,并强调：“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在灭蝗过程中,姚崇奖勤罚惰,对那些迁延不积极捕蝗的地方官吏严加申斥,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不治蝗,正证明无德可言”,发牒催促治蝗.结果灭蝗取得很大成绩,仅汴州就捕蝗14万石.此后,山东再没有酿成重大蝗灾.他的治蝗行动受到高度赞扬,人们说：“姚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
唐代的丝织业
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丝织技术精巧,丝织品品种花式繁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主要有绢、绫、锦、罗、纱、绮、等.
绫是以斜纹组织起花,光如镜面的丝织品.绢是用生丝织成的一种平纹织物,主要产于唐代北方.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太平广记》记载有一种轻绢,一匹长四丈,重量只有半两.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制成的,挂在佛堂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纱是一种表面布满纱眼的丝织物,亳州轻纱由于过于精薄,入手如无重量,做成衣服,真像身披轻雾.这种轻纱就是唐代贵妇“嫌罗不着爱轻容”的轻容纱.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一件深红色轻容纱,菲薄精巧无比.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物.益州、扬州的锦最负盛名.蜀锦绚丽多彩,精美绝伦.
唐朝丝织品的色彩极为丰富,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了色谱分析：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等五色,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等六色,青、蓝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等六色,绿有胡绿、叶绿、果绿、墨绿、豆绿等五色,连同黑白二色,共二十四色之多.
唐代陶瓷业
唐朝陶瓷业达到很高的水平.瓷器制造至此才与陶器制造完全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瓷器也代替金、银、漆器,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那时出现了一批制瓷名窑.邢窑及四川大邑的白瓷,胎质坚致,釉色洁白.杜甫咏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清脆的玉声)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越州的青瓷瓷土细腻,胎质精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莹润泽.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青瓷釉色晶莹如九秋露水,色泽如千峰滴翠.陆羽评青瓷白瓷说“若邢瓷类银(言其白),则越瓷类玉(言其白而莹润)”,“若邢瓷类雪(言其洁白),则越瓷类冰(言其洁白而透明)”.这些评说,是抓住了名窑瓷器的不同特点.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它先以白色黏土作成陶胚,放在窑内素烧.陶胚烧成后再上釉进行釉烧,彩釉多是白、黄、绿、褐、蓝等色.化学分析表明,彩釉主要是矽酸铅,用铅和石英配制而成,透明无色.制作时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层无色釉,然后再涂各种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进行釉烧.工匠们可以配出浅黄、翠绿、天蓝等色彩.由于铅釉高温流动的性质,烧时往下流淌,呈现出从浓到淡的层次,融合绚丽,斑驳淋漓,成为闻名于世的唐三彩.这表明,当时工匠们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对火焰的控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唐都长安
唐朝首都长安城,在隋朝兴建时称为大兴城,但习惯上还是称长安城.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旧制,不断修建,更加宏伟壮丽.长安城布局特色：1.宫殿、衙署、坊、市分置,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为宫殿区；其南是皇城,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平民与官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住宅区名坊,商业区名市,坊市分置.宫殿区居全城北部中央,显然带有皇帝“至高无上,南面称王”的意思,这可说是宇文恺当年设计长安格局时的中心思想.2.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东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绝大部分对称,因修兴庆宫、大明宫稍有变动.3.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作南北、东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笔直端正,宽畅豁达.南北纵列的大街11条,东西横列的大街14条,由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个长方形的坊和东西二市,二市各占两坊之地.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大道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给张籍的诗中所说“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反映这一情况.宫城和皇城内,多种梧桐柳树.4.封闭式的坊和集中的市.坊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各坊都有围墙,住宅的门都在坊内.除皇城以南36坊只开东西两门,仅有东西大街外,其余各坊,皆开东西南北四门,都有由一条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构成的十字街.东西两市,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东市有220行(有的说120行),西市“市内店铺亦如东市”.西市是长安城商业集中之地,也是长安城经济活动的中心.
唐都长安是当时国际性大都市
长安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今京师之人,不啻(chì止)百万.”《韩昌黎全集·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说长安有百万人口.《唐都长安》中说：长安、万年二县共领户8万余.按一户10口推算,长安居民为80万,加上皇族、士兵、奴仆、僧、尼、道、冠(女道士)、少数民族、外国客人,长安人口可达百万.本目标题出自上述韩愈的诗,“百万家”应是虚指,形容长安人口众多.因为如果按一家10口计算,百万家当为1000万口,与实际情况不符.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的融洽,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人口,十分可观.仅贞观时迁居长安的突厥族人就有一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政府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有百余人.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会聚长安,使长安成为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长安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设置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便利.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的礼宾图,生动地描绘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场面.波斯(伊朗)曾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波斯商人遍布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很多波斯人长期甚至世代留居长安等地.波斯人李元谅在唐朝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波斯商人很多从事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也有的经营普通商业.长安两市有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长安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云集京城,兴贩贸易,使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兴隆繁盛.仅见于历史记载的,两市行业就有铁行、肉行、笔行、大衣行、秋(qiú,牛马后部的革带)辔(pèi,驾驭牲口的缰绳)行、药行、秤行、绢行、麸行、鱼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铺(寄卖所)、波斯邸等等.唐代后期,两市繁荣达到极盛.大小工商业在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各坊发展起来.如崇仁坊“一街辐辏(fú còu,集聚),遂倾(超过)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这说明中唐以后,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地区上已突破两市的范围,在时间上也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日本的平安京(西京)就是仿照长安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