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的故事

关于名人的故事
关于名人的故事

关于名人的故事
从花瓶中学会了诚信
列宁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他从小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经常弄坏家里的东西.
列宁八岁那年,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到阿尼亚姑妈家中做客.活泼好动的小列宁一不留神,把姑娘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但是,谁也没有看见.
后来,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其他孩子都说：“不是我.”
而小列宁因为在生人家里害怕,怕说出实话会会遭到不大熟悉的姑妈的责备,所以他也跟着大家大声回答：“不——是——我!”
然而,母亲看他的表情,已经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
于是,小列宁的妈妈就想：应该怎能样对待孩子撒谎这件事呢?当然,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揭穿这件事,并且处罚他.但是列宁的妈妈没有这么做.她认为,重要的是教育儿子犯错误后要勇于承认错误,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而不是责备他.
于是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在三个月内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各种各样的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的良心深处萌发出对自己行为的羞愧感.
从那以后,列宁的妈妈明显地感觉到,儿子不如以前活泼了,似乎是良心正在折磨着他.
有一天,在小列宁临睡前,妈妈又像往常一样,一边抚摩着他的头,一边给他讲故事.不料小列宁突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阿尼亚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说：“给阿尼亚姑妈写封信,向她承认错误,姑妈一定会原谅你的.”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给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
几天后,小列宁收到了阿尼亚姑妈寄来的回信,在信中,她不但表示原谅小列宁,还称赞小列宁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小列宁得到原谅后,十分高兴,又像以前一样过着快乐的日子.他还悄悄地对妈妈说：“做诚实的人真好,不用受良心的谴责.”妈妈看着儿子会心的笑了.
2.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