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中英文化差异!包括风俗、礼仪、伦理等.

谁能告诉我中英文化差异!包括风俗、礼仪、伦理等.
谁能告诉我中英文化差异!
包括风俗、礼仪、伦理等.

谁能告诉我中英文化差异!包括风俗、礼仪、伦理等.
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5]/p>
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6]
二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不衰,构成了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社会亘古不变的信条.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科学观念和技术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构成人格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西方社会重理性而轻情感,长于说理而短于谈情,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
三 .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8].“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9]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对于自然,由于“天道远,人道迩”[10],过于执迷于对虚幻天道的探求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我们只须向内心诉求,人心中就蕴涵着自然的普遍法则,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11]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道德而轻知识.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鲜有抗争意识和反叛勇气.“中国人普遍信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从而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普遍认为:1990年的中国和孔子时代的中国别无二致.”“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12] 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13],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尽管到苏格拉底那里,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但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西方商业社会海上航运的冒险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使西方人时刻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人们正是在对诡异的自然现象的惊异和困惑中开始哲学探索的.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以天道设人道, 以德配天,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 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如果按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的不发达也应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14]西方文化由于倡导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不仅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故而中国有的是“小心求证”的陈景润,而西方有的是“大胆假设”的歌德巴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