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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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
文章一开头就像讲故事.作者说起一个盲人不识太阳.一个盲人从来没见过太阳,就向有眼的人打听.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铜盘.以这个比方向盲人解释,本不算错；可是比喻总是蹩脚的,打比方的人没有考虑到铜盘有声音而太阳没有声音.“扣盘而得其声”,盲人一敲盘子就听到了声音.过了一天,听见钟响,他以为是太阳响了.又有人告诉他：太阳是有光的,正像蜡烛一样,也是有光的.这个解释也并不算错,可是忘记了盲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光”,于是盲人就“扪烛而得其形”,心想太阳大概是长的.过了一天,他拿到一只“龠”,发现也是长的,他想,这大概是太阳了.这是作者打的头一个比喻.下面接着说太阳和钟、龠相差也太远了.然而盲人却不知道它们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一般人对“道”了解不足,与一个不知道太阳是什么的盲人,可以说相差无几.如果让一个通达事理的人（“达者”）讲给他听,即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诱导启发,恐怕也不比用盘子和蜡烛来解释太阳强多少,因为打比方总不能百分之百把道理讲清楚.于是作者下结论说：“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这是说,当时一般谈论“道”的人,谁也没有真懂“道”是什么,只就他自己所看到的一点点东西硬给起个名字,说这就是“道”,就是真理,有的人连看也没看见,只是凭空瞎猜,这都是不动脑筋,专门依赖别人所发生的毛病.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他先用孙武的话来回答,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能掌握主动,使敌人不由自主地走近自己,而不至于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引过去.又引用了子夏的话,意思是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在铺子（肆）里待着,社会上的人由于需要,都自动地到铺子里来买东西,因此他们坐在店里就可以“成其事”,把各人的业务完成,用来比方一个人只要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会体会到什么是“道”.最后,作者自己回答什么是“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与欤?”不去求它而它自己就来了的,这就是“致”.“求”主要是依赖别人帮助,“致”主要是靠自己虚心学习,掌握主动.必须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南方多没人”这一段的道理又深入一层.苏轼告诉我们：所谓“学”得有实际经验,我们现在叫做实践.没人能沉在水里是怎么练的呢?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一个人能长时间沉没在水里,这哪儿是随随便便就做得到的,一定得对水的规律有所体会、有所掌握才行.一个北方的勇士只靠向南方的“没人”打听到一些空理论,真要按照他的话去河里试试,那非淹死不可.这样,作者又得出一个结论：“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意思是：一个人不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专门好高骛远去寻求什么高深的抽象的“道”,那就跟北方学“没”的人一样,早晚是要吃亏的.
最末一段,结合当前具体情况,谈了作这篇文章的目的.
……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道理,是有苏轼亲身体验在内的.对于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的艰苦历程,苏轼自己是过来人,所以谈起来格外亲切有味.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方面的道理.首先,做学问如果不通过自己刻苦钻研,亲身实践,只是靠打听别人,随便相信别人,就一定不会深入,不仅失于片面,而且还容易犯错误.如果只凭主观瞎猜,危害性就更大.其次,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专靠外力是无济于事的.探求真理,钻研学问的内因,就是靠自己学习,不能只捡别人的现成果实.还有第三点,所谓学习,不能只空谈理论,而是得自己下真功夫,下苦功夫,要有真才实学,要受过实际锻炼.尽管苏轼说,有一天“道”会不用你去求而主动地来找你,实际上他却正是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你要不下苦功夫,“道”是不会来找你的.这些道理,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用的,值得借鉴的.
……
但是,这篇文章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这就看出作者的笔是多么灵活,驾驭古书的能力有多么强.
第一个比喻是说明人在认识客观事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就“知”一方面来说的.一个人只靠片面地拾取零碎的知识而对事物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解,必然要犯错误.只靠别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而不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就一定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看去像讲故事,其实是用活泼新鲜的形象来感染读者,让读者进一步悟出作者所要讲的道理.这个比喻最重要、最精彩,也最深刻,因此把它摆在最显著的地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同时也加强了说服力.
第二、三两个比喻好像很简单,很现成,其实是很经济、很确切的.敌我双方战斗,谁争取到主动谁自然占上风.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也正是如此,必须争取主动才行.用开铺子比喻求真理,也很有意思.一个人学问渊博、经验丰富,才容易发现事物的规律,正如铺子里货色齐,主顾才多.但是作者还得紧接着用第四个比喻来说明实践的重要性.因为学问渊博、经验丰富不能是纸上谈兵,更不能只靠道听途说,而是要经过亲身检验,经过锻炼,对事物才有彻底的了解.必须有这四个比喻,作者所要阐明的道理才全面,文章因而也才显得完整.从每个比喻来看,它们各有各的作用,而这四个比喻又互相关联,缺一不可.这就体现了作者运用比喻丰富与确切两结合的特点.
然而这篇文章毕竟是说理文,不能只孤立地靠比喻来讨人欢喜,还得把读者从感性认识诱导到理性认识阶段.于是在打完每个比喻之后,以及在每一段结束的地方,都用最简明概括的语言把结论交代出来.这就使得作者的本意表达得更显著,文章也更为醒目.打比喻是启发读者,给读者留有余地；下结论则是点醒读者,让读者一目了然.文章也显得既有风趣,又有分量.
最后一段,指出吴彦律有志于学,这是正面鼓励.但意在言外,劝他还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求学必须有目的（这就是“求道”）.第二,要踏踏实实下真功夫做学问,不能浮光掠影只追求皮毛.这从文章末尾批评过去和当时读书人考科举的两层意见（即“昔者,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士求道而不务学”）就可以体会得出来.但作者写得很含蓄,寓鞭策于嘉奖之中,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这正是作者大量用比喻来写说理文所取得的效果.
（节选自《阅读和欣赏》,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
三、《日喻》赏析（朱靖华、柯象中）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它告诉我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给我们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何在?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参见朱靖华《苏东坡寓言评注·序言》）.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正如王文濡所评：“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四、苏轼的文学主张
苏轼多才多艺,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诣,是北宋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又工于绘画,擅长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并称“四大家”.他的文学主张散见在他的部分诗、文、书、序、札记之中,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广泛影响.
苏轼强调作者要有深厚积累,文章应有充实的内容.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他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诗集序》）.《答俞括书》称赞俞括的文章：“皆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根据内容的要求,自由表达,摆脱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处,以取得自然流畅,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这与他在《文说》中提出的“随物赋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根据所表现的对象,真实生动地描写外物.他还发挥“辞达”的见解,认为“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认为“辞达”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他还强调“神似”,反对“形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即此诗,是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清新自然,意境深远,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苏轼的风格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语》）但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却极力推崇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风格,即使对李白、杜甫也稍嫌不足.在《评韩柳诗》一文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即外在的质朴平淡与内在的含蓄浓郁相结合.这种风格概括了陶潜、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一派诗人的创作特点,也正是唐末司空图所总结和提倡的诗风.因此苏轼非常赞赏司空图论诗“味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的主张.
（选自王洪主编《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修订版）》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
五、苏轼轶事
少立范滂志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宋史·苏轼列传》）
文惊欧公 嘉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议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一头地.”闻者始哗而厌,久乃信服.（《宋史·苏轼列传》）
何须出处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以示欧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及揭榜,见东坡姓名,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宋人轶事汇编》）
名慑举子 （东坡）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宋人轶事汇编》）
老兵有鉴识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宋人轶事汇编》）
作文先有意 有问作文之法于东坡,坡曰：“譬如城市中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宋人轶事汇编》）
平生快意事 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宋人轶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