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

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
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

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不断积累,来自人口、环境、资源、生态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逐渐成为各国执政当局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环境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成社会政治问题,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与政党政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党执政都无法回避人与环境如何相处的问题.
第一,“绿色政治”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政党结构,也使环境保护问题进入主流政治.绿党是一支以保护环境、扩大民主、维护人类和平为主要目标的新兴政治力量.1972年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组织——新西兰价值党出现.之后,绿党的势力在各国尤其是西欧迅速发展,并相继进入地方、国家及欧洲各级议会,成为重要的执政党、参政党.目前,绿党已遍及世界五大洲,全球大约有70多个绿党组织.在绿党的推动下,生态优先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在世界各国深入人心,一些主流政党也进行理论创新,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等老牌执政党纷纷将“绿色政治”的理念写入党纲,英国保守党政府等一些右翼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新的环境保护条例.“绿色政治”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最终摆脱边缘地位,走入了主流政治.
第二,环境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执政党均注重维护自己环境利益.目前来看,各国执政党公认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有四类：一是资源稀缺造成的冲突与不稳定,如石油和水是引发诸多地区冲突的重要原因,在中东、非洲、西亚和南亚,水资源已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二是环境恶化威胁人类生存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如在非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由于环境恶化、食物短缺产生了大量“环境难民”,并引起局部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三是跨界污染和危害转移引起的国际纠纷和冲突；四是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间货物与人员流动带来的生物、基因威胁,诸如疯牛病、禽流感和SARS等病毒和疫病的蔓延很难控制,往往带来全球性的恐慌.
第三,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已经成为影响执政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美共和党政府因退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而遭到强烈批评.欧盟各国执政当局率先提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的量化目标,并迫使在气候问题上一直不甚积极的美共和党政府在G8峰会上做出一些妥协.虽然西方发达国家是输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者,但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一直都积极争取在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攻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
二、各国执政当局在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的主要做法
第一,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瑞典、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执政当局最早呼吁从全球高度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问题.1972年瑞典执政当局主动承办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在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呼吁“人类业已到了必须在全世界一致行动,共同对环境问题采取更审慎处理的历史转折点”.2003年,在许多国家执政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圣保罗宣言》中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同等重要,主张把生态、经济和社会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近两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执政当局停止使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用新的“绿色核算体系”,将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保护的成本也计算在内,以更加合理地反映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二,综合运用立法、行政、税收等手段对环境保护进行监督和调控.芬兰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环保法的国家,执政当局早在1886年就制订了第一部森林法,目前其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70%.2000年3月,芬兰政府开始实施新的《环境保护法》,将防止空气污染、消除噪音和环保许可证制度等有关法规汇总在一起,同时修改了节水和垃圾处理等相关法规,加强了对环境的预防性保护.近年来,印度、越南、缅甸、老挝等国执政党为保护本国森林资源也都制定了相关法律,严格限制原木出口,对木制品出口的税收也大幅上升.非洲各国执政党针对非法捕猎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第三,发挥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作用,强制和鼓励双管齐下,推动企业和社会节能降耗,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多国家的执政党普遍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等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执政党通过财政、税收、行政等手段推动节能,新加坡执政当局建立了一个2000万新元的环境可持续创新基金,鼓励企业、个人在节能、环保和资源再生利用等方面的开发创新.日本政府通过改革税制,规定企业如果达到节能标准或使用节能产品,将在一定时期内享受减免税的优惠,如果达不到节能标准又无法按期改进,将被处以100万日元的罚款.美国和德国制定了相关法规,用减免销售税的办法鼓励公众购买新能源汽车.
第四,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将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转变为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型循环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执政当局迫于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执政当局的政策推动下,循环经济在日本已经成为企业的日常行为,松下、索尼、丰田等许多大公司都基本实现了“产业垃圾零排放”.德国的循环经济已经发展成一个新兴产业,所有生产行业的垃圾被处理后重新使用的比例高达50%.其他欧盟国家也都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并制定了回收、利用或循环使用的具体办法和目标.英国规定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要增加10%,2020年增加到20%；荷兰执政当局规定废弃物循环利用率应达到60%；法国规定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率为80%.
第五,重视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奥地利执政当局规定中小学必须开设环保课程,定期聘请环保专家讲授环保和垃圾回收知识,新闻媒体经常宣传环保新知识和新发明.瑞典政府将节能和环保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大力宣传,并积极向国外推广其节能经验,使全民对环保都有一种自豪感.美国将每年的11月15日定为“美国回收利用日”,环境保护局专门开设网站,宣传再生物品的知识.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宣传教育,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节约环保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几点启示
纵观各国执政党近40年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问题上的理论、政策和做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新思路、新举措,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摈弃旧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符合时代潮流.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正和环境和谐的片面的发展观已经在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展现了种种弊端.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之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能盲从.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既要汲取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又不能在环保等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尤其不能被一些不符合国情的理念束缚住手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仍必须从国情出发,以控制人口过速增长、保障粮食安全和抵御自然灾害等为重点,不能盲目超前.
第三,必须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工作纳入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中来,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其他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避免成为政府或企业单方面的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不仅要注重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还要考虑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与改善社会氛围和稳定社会秩序结合起来,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