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礼法遭践踏.
邦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邦无道则礼乐征伐字诸侯出.
孔子向来注重礼仪,肯定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于是作春秋,严厉斥责个诸侯的无视礼法行径.
从另一方面说,来自“传统”方面的压力也并不会完全解除.我们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国人的一种很强的信念,它实际上具有宗教的意义,代表了国人超越死亡的一种方式.与西方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不是什么“彼岸世界”,而是我的生命通过子孙后代,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延续,也就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说“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中国人诅咒人最重的话语莫过于“断子绝孙”.现在你突然说要“单身”,要人为地使这个链条中断,这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吗?
“传统”对于任何人都不是某种身外之物.英国的柯林伍德曾着力论证传统是一种“活着的过去”.从“过去”来说,“传统”是历史,但它不是某种死去的历史.
中国的学问中,大致以“经”与“史”两类最为重要.史书是用来记事的,而经书则旨在说明道理,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学校里是否倡导“读经”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经书”代表了一整套的伦理和行为规范,正是这一套行为规范关涉到我们所讨论的“传统”.历史上的教育就是从“读经”开始,就是说,教育本质上或者说占首位的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规范行为.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完全接不上了.
说到底,中国传统思想学问是“经”、“史”不分的,史书记事的目的也是为了说明道理,规范人的行为.所以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原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订而成.一部历史书为什么会使“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后来这被称为“春秋笔法”.
和上一点相联系,中国人实际上是不擅长讲故事的,或者说不推崇讲故事.中国电影在惊险刺激方面搞不过好莱坞,这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统是诗与散文,而不是戏剧与小说.一般认为,中国的小说是起于宋仁宗之时,当时称之为“传奇”.“传奇”主要的不是依靠情节与悬念,而是依靠事情本身的稀奇古怪,功能上是供“消遣”之用.小说起于宋仁宗时代,大盛于明朝,历史应当说也算是“古老”,但是始终登不上大雅之堂,说书的也只是民间艺人.小说真正受到重视已经是现代的事.当然,叙事艺术(小说、电影等)真正辉煌起来在西方也是现代的事,现代生活个体化了,个体化才有更多的故事和想像的空间,千篇一律会有什么故事?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故事”本质上与历史上的“传奇”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小说主要的功能始终也不是被理解为“说故事”,而是附着了很多别的东西,这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关,而“文以载道”的背后隐含的就是“经史不分”,“叙事”和“说理”是统一在一起的,而且“叙事”的目的在于“说理”.
对于“传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最基本的区分就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就是以典籍文化为代表的精英传统和体现在民众生活中的世俗化的传统.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二者之间区分的太甚,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实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整体性和贯通性.举个例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是出自《孟子》,但是它不仅作为俗语在民间流行,而且在相当的一个时期成为百姓生活中的一种信念,你能够说它是属于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再比如,人们自然会认为,故宫与百姓的四合院之间离得太远,没有什么可比性.实际上他们骨子里所体现的文化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中轴对称,有中心,有拱卫,有主有从,左辅右弼,四合院的门楼也要显示家族的气势,房屋及其使用要体现身分、辈分、等级等礼法秩序,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说,故宫就是一个扩大的四合院.当然,气派上是不能够相比的.而且故宫是家国一体的,格局上是“前朝后寝”,前面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后面是皇帝安歇的地方,包括 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前朝后寝”体现的是国重于家的原则.人们容易注意到故宫庄严的一面,庭院、广场、前三殿的气势以及各种要显示皇权之尊严的烘托与陪衬；而实际上你也可以注意到,故宫也比较典型的体现了“居家过日子”的观念,里边并没有很多余的东西,结构上非常紧凑,差不多每一个建筑都考虑到实用的功能,几乎没有什么属于游玩一类的设计,这甚至与韩国故宫(景福宫)不同.游玩要去别的的地方,而故宫是按照“家”的理念设定的,当然这个“家”与百姓之家不同,皇帝要在里边接见大臣、议政、办公等等,这些都不妨碍它是一个“家”,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家国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