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两篇,不要读后感 300-400字左右

名人传记两篇,不要读后感 300-400字左右
名人传记两篇,不要读后感 300-400字左右

名人传记两篇,不要读后感 300-400字左右
如果以下文章字多,可 删减部分段落.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梁衡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徐就是近代史上第一人.
　　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销烟的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廷给他的处罚.怎么摆脱这种状况?最常规的办法是得过且过,忍气苟安,争取朝廷早点召回.特另4不能再惹是非,自加其罪.一般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贿赂官员.这时内地的家人和朋友正在筹措银两,准备按清朝法律为他赎罪.林则徐却断然拒绝,我没有任何错,这样假罪真赎,是自认其咎,何以面对历史?他选择了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
　　林则徐看到这里荒地遍野,便向伊犁将军建议屯田固边,先协助将军开垦城边的20万亩荒地.垦荒必先兴水利,但这里向无治水习惯与经验,他带头示范,捐出私银,承修了一段河渠.这被后人称为“林公渠”的工程,一直使用了l23年,直到l967年新渠建成才得以退役.就像当年韩愈发配南海之滨带去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一样,林则徐也将内地的水利、种值技术推广到清王朝最西北的边陲.他还发现并研究了当地人创造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并大力推广.皇帝本是要用边地的恶劣环境折磨他,用寂寞和孤闷都杀他,他却在这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惊雷!
　　林则徐在伊犁修渠垦荒卓有成效,但就像当年治好黄河一样,皇帝仍不饶他,又派他到南疆去勘察荒地.南疆沙海无垠,天气燥热,人烟稀少,语言不通.对皇帝而言,这是对他的进一步惩罚,而在他,则是在暮年为国为民再尽一点力气.1845年1月l7日,林则徐在三儿聪彝的陪伴下,由伊犁出发,在以后一年内,他南到喀什,东到哈密,勘遍东、南疆.他经历了踏冰而行的寒冬和烈日如火的酷暑,走过“车箱颠簸箕中粟”的戈壁,住过茅屋、毡房、地穴,风起时“彻夕怒号”“毡庐欲拔”“殊难成眠”,甚至可以吹走人马车辆.林则徐每到一地,三儿与随从搭棚造饭,他则立刻伏案办公,“理公牍至四鼓”,只能靠第二天在车上假寐一会儿,其工作紧张、艰辛如同行军作战.对垦荒修渠工程他必得亲验土方,察看质量,要求属下必须“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剐人十分不理解,他是一戍边的罪臣啊,何必这样认真,又哪来的这种精神?说来可怜,这次受旨勘地,是皇帝给的苦役,活得千,名分全无.他的一切功劳只能记在当地官员的名下,甚至连向皇帝写奏折、汇报工作、反映问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拟好文稿,以另q人的名义上奏.这是何等的难堪,又是何等的心灵折磨啊!但是他忍了,他不计较,能为国出力就行.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69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桩“非份”之事,他以罪臣之名,而行忠臣之事.
　　林则徐还有一件更加“非份”的事,就是大胆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当勘地工作将结束,返回哈密时,路遇百余官绅商民跪地不起,拦轿告状.原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哈密王将辖区所有土地及煤矿、山林、瓜园、菜圃等皆霸为已有,数十年间竟无人敢管.林则徐接状后勃然大怒,立判将土王所占一万多亩耕地分给当地汉维农民耕种,并张出布告：“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民人与维吾尔人均在对恩并育之中,无一处可以异视.”各族人民奔走相告,生计无忧,民族和睦,边防巩固.他这是以罪臣之身又多管了一件“闲事”啊!
　　林则徐是皇家钦定的、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第一位功臣. (选自《把栏杆拍遍》,有删改)
　　创造震惊美的贝聿铭
　　“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
　　美,是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的至上追求.2006年10月6日,他的封刀之作苏州博物馆正式开馆,90岁的他亲昵地称它为“我最亲爱的小女儿”.
　　他迄今设计了70多件作品,其中文化建筑占到绝大部分,这些作品往往从选址之初就开始引发争议,但最后,贝聿铭总能以建筑之美让批评者收声.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建筑,注释人生.真正想赚钱的业主不会请我,真正有眼光的人并不多.”老人给年轻设计师的忠告是,“评论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人们称贝聿铭为建筑设计界的“奇才”、“现代派设计大师”.
　　与这些光荣纠缠在一起的,是业内外的争议,乃至抨击.在这方面,他是很有资本给年轻人上一课的.
　　“建筑不是画画,你可以不看,它总是站在那儿,旁人看不顺眼,免不了有批评.所以说,建筑师脸皮要厚一点.”
　　卢浮宫外的金字塔入口是贝聿铭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设计,尽管法国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章,但是人们对这件作品的争论迄今未休.
　　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里不止一次拿贝聿铭的设计“开涮”,比如国际刑警组织的侦探驾车请来符号学家兰登,配合调查卢浮宫凶杀案.车子经过卢浮宫,侦探问：“你喜欢我们的金字塔吗?”
　　兰登皱了皱眉：“密特朗是个很大胆的人.”
　　其后,兰登与法希一同探访卢浮宫.兰登出于客气,敷衍了一句,“你们的金字塔真宏伟.”法希则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巴黎脸上的一块疤”.
　　贝聿铭应密特朗之邀参与卢浮宫重建时,已经64岁.得知他要在卢浮宫外放上一座玻璃金字塔,法国人气昏了,指责这个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它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
　　“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对贝聿铭的抨击进而演化成一场运动,贝聿铭回忆说,当时翻译都吓坏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的答辩”.
　　他们与法国方面对所有设计方案都进行了论证,结果,“金字塔方案是最简明、最有力的”.
　　年轻时候做过不少商业建筑的贝聿铭,功成名就之后,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博物馆、音乐厅、名人堂这类文化建筑的设计上.
　　“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
　　苏州博物馆则有大隐隐于市的气度,贝聿铭将馆址选在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边.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的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损害古建筑群的完整性.
　　贝聿铭没理会这些指责,“这是设计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设计初衷.”从前期筹备到后期建设,他先后8次亲抵苏州,为博物馆制订了“不高不大不突出”的设计原则,通过借景与映衬,使得新旧园景笔断意连,最终赢得了肯定.
　　年轻时做过不少先锋设计的他,晚年时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复古和传统的风格,他的解释是,“建筑不是服装,不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
　　但他也不愿意人们说他保守,“我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我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筑,但在设计方面我力争把古典和创新相结合,并且摸索新路改进自己的风格.”
　　为达到最理想的设计风格,他宣布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竞标.“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那么就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有信心进行下去.”
　　伟大的时代歌手
　　蒋和森
　　（1）凡是属于时代的东西,不一定是诗；但愈是诗,便愈是带着时代的特色.别林斯基曾说：“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一个诗人,需要不断地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养其肺腑,扩其胸臆,然后才能发出惊风雨、泣鬼神的声音.
　　（2）伟大诗人杜甫,以他一生的创作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3）杜甫所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巨大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稀有的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又是：在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正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随着专制统治者的荒淫腐化和政治的急速败坏,社会怕固有的种种矛盾,不断地加深和激化,终于在诗人44岁的那一年（公元755年）,爆发了一场巨大的历史事变——安史之乱.这一场判乱,犹如一阵狂飚匝地而起,顿时吹散了李唐王朝统治宝座上的祥云瑞气.从此,便转入一个“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战乱时代.这是一个若难重重的时代,在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背后,还深刻地连接着民族的矛盾和社会的矛盾.
　　（4）这处复杂的矛盾,在杜甫的思想上,同时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特别可贵的是,诗人更以“浑涵汪茫”的现实主义笔触,从多方面反映出处于当时社会各种压迫下呻呤流血的人民的生活.在诗人的笔下,我们水仅看到那一时代种种悲惨的生活情景,而且还嗅到一股浓烈的时代生活气息——那种忧愁的、悲怆的时代生活气息.因此,中国社会、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社会,在杜甫的诗歌创作里找到了他最好的歌手.
　　（5）杜甫诗歌所具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前人曾经有所目见,还在当时称为“诗史”.但是,杜甫之所以能够反映出他的时代,他的诗之所以显得那样的“光焰万丈”,却存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宋人孙仅认为是由于得到“天地真粹之气”,王安石也认为在诗人的作品里有一种排天斡地的“元气”；这些说法,自然不免流于神秘.更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杜诗的“真气脉作用”,是由于“读圣贤古人书”,或云“博极群书”,“驰骋千古”,等等.这些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找到的问题的焦点.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博极君书”的诗人何尝少有,然而却很少能够达到杜甫那样的高度.书籍,有时给某些诗人似乎并没有带来很多益处,反而使他们的诗增加了不少的“奥”气、“酸”气,甚至“腐”气.是的,不读书是成不了诗人的,但是光读书也成不了诗人.虽然,杜甫自己曾经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诗人的历史,就会感到他除了拥有万卷书的渊博知识以外,更读破了一部教人以一切智慧的大书——生活.
　　（6）经常和生活——充满时代气息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杜甫在同时代诗人中显得异乎寻常的地方.
　　（选自《杜甫研究论文集》,文章略有改动）
　　永远的中国心
　　在客家人世代相传的道德规范里,最首要、最核心的就是“忠孝”二字,也就是要求对国家要忠诚、对家族要孝悌,客家人有句俗话：“人生百行,孝悌为先.”
　　这种强烈的爱国爱乡观念不仅反应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的客家人身上,而且更动人地体现于海外千千万万的客家华侨和华裔外籍客家人身上.
　　这些侨居海外的客家人,无论怎样远离乡梓、几代人身居异国他乡,有的甚至加入了外籍,但对于祖国,他们始终魂牵梦萦、一往情深；对于家乡,他们更是怀有无限的眷念.常常不惜漂洋过海,寻根问祖.
　　艰苦创业、以讫成功的曾宪梓便是这一代又一代爱国爱乡的客家人的代表者.
　　在今天,曾宪梓这样告诉人们：“首先对我来说,没有新中国便没有今天的曾宪梓.因为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培养,我决不可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更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因此,中国这两个字,在我的心中有着很重的份量.”
　　饱受旧中国内忧外患之苦的曾宪梓此生此世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祖国的繁荣昌盛.莫过于中华民族以擎天盖世,锐不可当的活力,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曾宪梓常说：“我是做领带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人生在世,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也不能带走什么.我只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为祖国多做一点好事,为家乡的人民留下我的一片爱心.”
　　七十年代中期,当曾宪梓创立金利来、在香港站稳脚跟,开始可以不用紧紧张张地为一日三餐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该是为祖国、为家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的时候了.
　　于是,曾宪梓以投石问路的方式向家乡梅县的华侨大厦赠送了两部汽车.
　　那一天,曾宪梓怀着激动的心情,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并受到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曾宪梓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的学校已变得破烂不堪,教室的桌椅板凳只剩下三只脚,足球场早已荒废用来种番薯,乡间学校的数目还不及解放的时候多时,忍不住热泪盈眶,曾宪梓想到自己深受祖国培育之恩,但却未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心里更是觉得十分难受,一种儿子对深爱的母亲未尽天职的惭愧之情油然而生.
　　曾宪梓从此更加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努力从商、一定要继续节衣省食的信念,他渴望创造和积累更多更大的财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以另一种方式,为他的祖国,他的家乡作出应有的贡献.
　　虽然这时候,曾宪梓的生活实际上刚刚步离温饱阶段,他的事业的发展更需要一点一滴的资金的支持,但他还是咬紧牙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千辛万苦赚来的金钱,捐献出来,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一九七七年,曾宪梓给母校东山中学捐建了第一座在当时首届一指的教学大楼,在当时,身家并不优厚的曾宪梓能够率先为 家乡建设出心出力,立刻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关注.不久,叶剑英委员长在广州接见了曾宪梓,他们是梅县同乡、而且还是东山中学的校友,一见面,大家就亲切地交谈起来,叶剑英对曾宪梓说：“家乡的经济建设,教育事业还很落后,希望你能多支持家乡的发展.”
　　曾宪梓说：“这正是我多年的理想,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
　　曾宪梓言出必行,他一方面逐步发展金利来的生意,稳中求进,另一方面,他的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的程度,他一直是这样坚定不移地集中他的精力、他的财富来实现他的人生三大愿望：从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开始到一九九四年这十几年来,在家乡以及全国各地的捐资总额已经超过二亿三干多万元,捐赠的大小项目超过二百项,内容包括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体育事业、医疗等方方面面,并带头在穷乡僻野的梅州山区投资设厂,为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关心和参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鼓动和促进作用.
　　对于曾宪梓的爱国义举,家乡人民不禁交口称誉他“爱国如家,爱乡如命”.梅州市的市长曾多次赞叹说：“曾先生拳拳报国之心、殷殷桑梓之情,故乡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为此,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曾经挥毫为曾宪梓写下了“梅州增宪,誉满桑梓”的条幅,表彰他的无私、无悔的奉献精神. （节选自夏萍《曾宪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