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下）
资料和注释
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推广
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近年考古发现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一铜柄铁剑,学者们认为这是西周晚期我国发现最早的铁器真品.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时代的诗《诗·秦风·驷》有“驷孔阜”之句,说驾车的四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那时候的铁是熟铁,通常叫“块炼铁”,是矿石在800～1 000 °C的条件下,由木炭还原得到的,出炉时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固体块.这种铁有几个缺点：一是炼完一炉后,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率低,产量小.二是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制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由于上述缺点,这种铁不可能普遍应用.从目前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1 150～1 300 °C的条件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一次飞跃.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1 900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块,经科学分析,是白口生铁.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生铁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实物.
铁制工具的推广,从文字记载看,《国语·齐语》有这样的内容：“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chú,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是用来铸造生产工具的.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了铁制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记载：晋国用铁铸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这个鼎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就不可能铸成功.可见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bó,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铜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有了显著进步.耕作技术用当时的话说叫“深耕易耨”,耕田要深,除草要快.灌溉方法,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战国时期农民已知施肥,《荀子·富国篇》有“多粪肥田”的话,说明当时深知施肥的重要.不仅知道施用动物粪肥,还懂得使用草木灰和绿肥,把野草割来焚烧成灰或灌水使之腐烂,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10世纪和11世纪,才开始施肥,比我国晚了1 300～1 400年.战国时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长斗石,取上种”,就是说要提高粮食产量,必须选取上等品种.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战国时代农业的显著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用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就是耕地要根据土地的干硬或湿软而分先后,干硬的土地必须先耕,湿软的土地可以后耕.高旱的田要注意保墒；低湿的田要注意排水.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优良条件,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纵横排列成行,以利通风；肥地留苗要密,薄地留苗要稀,肥地苗稀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苗密就会因水肥供应不足而夭折.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农业科学原理的.当时的人还掌握了耕种时节的重要性.“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易受病虫害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故强调耕种必须及时.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通年景可产粟一石半,折今亩产九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折今亩产三石八斗四升,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晚期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做蜀郡守.岷江上游高山深谷,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在今四川)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蜀志》).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节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三百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以前,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的,劳动力是奴隶,私营工商业者极少.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离开官家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一般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也有的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春秋战国之际,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者.后来他被奉为匠师之祖.与此同时,官商已不能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如郑国大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听说秦国大军已来偷袭郑国,来不及赶回报告,就自称是郑国派来的使者,献12头牛和4张皮革来犒劳秦军.由于他的随机应变,矫君命而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郑国已获悉秦国的军事行动,有了准备,便取消了这次偷袭.另外如越国大夫范蠡、孔子的弟子子贡都是有名的大富商.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子贡在经济上的帮助.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分地位的变化,可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多年经验的积累,人们已有了初步的采矿知识.《管子·地数》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作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有明确地点可查的铁矿山有三十几处.《山海经中山经》《管子地数篇》则统计“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个数字不免夸张,但这时发现的铁矿山一定很多了.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在井下初步分选,将贫矿、碎石和泥土填充废巷,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这些说明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相当进步,初步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运载、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标志春秋时期经济上突破性发展的是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炉温,这非扩大和改进鼓风设备不可.《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战国时期炼铁炉用成排的橐来鼓风.规模大的冶炼场有工匠几百人.考古工作者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燕国的燕下都也是个重要的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中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各国都有冶铁中心,最著名是楚国的宛,所谓“宛钜(钢铁)铁(shī),惨如蜂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说明宛产的兵器质量是很高的.赵国的邯郸是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富比王侯,就是西汉初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赵人,因冶铁致富的.
战国时期广泛使用铸铁工具,但早期的铸铁,是质硬而脆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把铸铁件经高温退火,使它变为既有比较高的硬度,又有比较好的韧性的可锻铸铁.依照热处理的条件不同,以脱碳为主的成为白心可锻铸铁；以石墨化为主的成为黑心可锻铸铁.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得到那样广泛的使用,可锻铸铁的发明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外的白心可锻铸铁是1722年由法国人首先发明的.黑心可锻铸铁是1826年美国人发明的.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白心可锻铸铁叫“欧洲式可锻铸铁”,把黑心可锻铸铁叫“美洲式可锻铸铁”.其实我国发明可锻铸铁比他们要早二千多年.
春秋时代齐国的海盐煮造业和晋国河东池盐煮造业都已兴盛.河东盐被视为“国之宝”.战国时代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更加发达,海盐产量多,流通范围广.同时,李冰做蜀郡守时四川的井盐已开始开发.
纺织业.那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都生产丝织物.其中以齐鲁等国生产的丝织物比较精美.齐国女红(工)的纺织技术极为著名,生产出来的丝织物行销很广,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赏品,多到一次达5 000匹.麻织物比丝织物更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也是当时的主要商品.长沙出土的麻布残片,比现在一般棉布要紧密(麻布经纱每10厘米280根,纬纱每10厘米240根,现在棉布中的龙头细布,每10厘米经纱254纬纱248),说明当时麻织技术的高超.
漆器工艺在春秋时还附属于木器业.战国中期以后迅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战国早期漆器木胎还很厚重,往往在精雕的木器上施以彩漆.战国中期以后,木胎变得轻巧,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往往在器物上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有些日用漆器的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即所谓金铜扣.这都说明漆器工艺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