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有关政治制度或现象,经济制度或现象的历史小论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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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苏联都对本国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 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阶段性成果,而 苏联的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却导致了亡党(共产党下台、解散)亡国(国家解体 ,苏联不复存在)亡社(放弃社会主义)的结局.这就使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可比 性.
　　一、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动员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使人们认识到进行 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须要进行舆论动员.但同时改革也具有继承性,这就 决定了这种批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过或不及要么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倾 向,要么会影响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坚定性.但是,苏共在这个舆论动员过程中,犯了 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 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宣传苏联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差距甚远的理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社会 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共产党、 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时,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 不实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态度.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 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现 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的结果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 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 .”[1](P.160)这样,后来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中国在反思历史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导下,对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工作上的失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辩 证的分析态度,将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方面同 他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将毛泽东思想同他发动“文革”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开来,从 而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及其思想,避免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在这个问题 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时间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做过多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谈话,为我们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对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同 志讲：“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 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 ,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上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 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决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 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P.298)这样就使我们党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正像一些党外 人士所言：《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3 ](P.850)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点的选择
　　政治体制改革的涉及面很广,要解决的矛盾很多,那么突破口应选在哪里?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只能从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实际出发,从影响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 关键问题出发来进行选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关系到 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一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一是个 人集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二是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名存实亡,当一把 手决策严重失误时,党和人民无法发挥纠正错误的作用.三是苏联的干部人事制度不能 把真正有能力领导党和国家的优秀人物推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去,以至于苏联党和国家 领袖政治文化修养退化.既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这么严重的问题,按说戈尔巴 乔夫的改革应以此为突破口,但他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到了国家权力机关体制的改革上, 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 过民主化、公开性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要摒弃僵化的权力体制,建 立一个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保障人民全权的、以法治国的新的权力结构.把本来属于 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过去曾不恰当地集中于党和党的领袖)还给苏维埃,理顺执政党与 苏维埃的关系,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也没有错,问题就在于,从1989 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国家权力体系方面的基本思路已经不是“全部政权归苏维 埃”、完善苏维埃制度,而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 立的制度过渡.戈尔巴乔夫的苏维埃改革,既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也没有健 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其结果是“非苏维埃化”——劳动人民政权的丧失.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的,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 择,是因为我们党从“文革”的发动中看到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端,即权力过 分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并且失去了民主制约.1980年,邓小平在其所作的《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尖锐地把“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摆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其中又着重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弊端, 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稳定的改革……我们的事业才有 无限的希望.”[2](P.333)毫无疑问这一讲话抓住了我国政治改革全部链条中的关键环 节,重点突出,击中了要害,既符合实际又深得民心.在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指导下,从 1980年～1982年,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如前文所述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尤其 值得称道的是,在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一个实行改革 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在推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最高决策层意见和步伐一致,政策统 一,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一样,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统一体”, 它在政治上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高度的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这一点,任 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威·李卜克内西在谈到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时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不过是一个思想的不同表现,它们相 互联系,相互补充,从来不可能相互矛盾,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 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6](P.7)列宁非常精辟地写道：“没有民 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7](P.168)从中苏两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两国均存在着严 重的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领导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党和武装力量又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实现真正、切 实的社会主义民主为根本目标.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上,戈尔巴乔夫选择 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像他所 说的那样,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而是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 武装力量非政治化和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强调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强调要排除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性,由于戈尔巴乔夫 强调的民主没有政治界限,因此这种对过去制度的破坏直接导致了政治多元化,意识形 态多元化,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早在197 9年,邓小平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P .168)并说：“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2](P.17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会议都曾论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虽然不同时期在提法上不无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却是明确的、一贯的.那么,这 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呢?党的第二、三代领 导集体主要强调了两点：(1)这种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基于此,邓小 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政治体制 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民主,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和两院制；江泽民也多次 强调必须划分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线.(2)这种民主又必须是符合中国国 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保障人民真正成为国家 的主人,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根据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经济文 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等条件,我们又确定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选举制度,即对县级及其以 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对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和根 本内容,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逾越的政治界线,对这一点,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动 摇.
　　二、对中苏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的重要结论
　　恩格斯曾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 ,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 、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0](P.319)他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是规律的重要作用.社 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同其他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也有着其内在的规律性.江泽民同 志曾多次强调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发展 规律的认识”[11].本文对中苏两个典型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对比,其目 的就在于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通过对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结论,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规律.
　　(一)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看,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每一个政策、措施、方案的出台,从指 导思想的出发点来看,都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这个适应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 必须与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或曰政治国情)高度适应,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基本 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适应本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国 体、政体和政党制度等.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本质,它的核心是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政 体是指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这两者与政党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国家的阶级本质并有效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正是它否定、抛弃基本政治制度的结果,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 直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我们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党政分开、权力 下放等等,绝不是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在新时期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 改革也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政治形式是以 一定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当一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政治体制也就必须随之发生 变化.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经济的发展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冲击： 首先,经济的发展会造就高度的城市化、高识字率和高水平教育,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 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的发展.后两个群 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第二,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 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从而引起了传统政治体制的 结构和功能的诸种不适,如宏观调控弱化、管理体制的交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 人事干部制度的滞后等.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 也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整合利益分化.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其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 基本上相适应的.正如前文所言,我们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到80年代 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开始认识到政治改 革的滞后性,并疾呼“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 性”[5](P.176),从此,政治改革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基层民主等方面 迈出显著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健全 民主制度.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完全脱节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 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的.在苏联,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发 展,一方面,城市人口开始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从20、30年代的83.1%下 降到20%左右；另一方面,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迅速成长,使苏联在一个相当短的时 期内,便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工农结构的国家.这种社会基础的形 成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必须打破传统的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 夫上台之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缓慢的,甚至是使传统的体制更加完美和精致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政治改革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经济基础,并且实际上不考虑任何经济后果.苏联在改革中,把民主、自由、透明度 、公开性等问题炒得火热,似乎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空洞的政治叫 嚷,由于离开了经济基础,不仅任何实际问题、任何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反而不断发生社会、政治震荡,并且引发了经济危机.苏联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之前,先行建立起立于其上的高度民主体制,不仅是一种脱离实际 的空想,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所谓政治现代化是指传 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从传统专制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 变.它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标志是民主化和高效化.民主化的最关键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 以下三点：第一,民主化的选举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组织形式；第二,严密和完 善的社会法制体系,真正实现由传统社会的人治向现代社会的法治转变；第三,政治决 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高效化是指政治系统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即能够高度有效地发挥 政治系统在动员资源、组织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以上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一方 面要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探索实现民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照借鉴 西方国家在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层面上的一些机制和方法.如西方的选 举制、任期制,就是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并比后者进步的东西,我们 就可以借鉴.再比如,“三权分立”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 的统治形式和权力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三权分立”,但不等于也不应该把 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民主的实现程度问题,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腐败问题等.从政治体制改革 的适应性、有序性和协调性三规律来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首先从农村突破, 中国的民主应首先在农村中推行,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实施.通过基层民主特别是 村民自治,一方面可以为上层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关于民主建设的实用经验,另一方面 ,可以为民主建设培养力量和社会基础,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民 主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