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在哪个朝代被确立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

儒家学派在哪个朝代被确立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
儒家学派在哪个朝代被确立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

儒家学派在哪个朝代被确立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
西汉
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贤良对策
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5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残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 造成的.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 “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他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在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在策文中,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徵”.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哲学命题：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即说： “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其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更化”.
其“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思想,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汉武帝时开始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31.html?wtp=tt

西汉
刘彻采用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刘彻）

西汉武帝时啊

汉代武帝时期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正式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被武帝采纳。从此儒家归为正统。

汉武帝

汉朝

西汉武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