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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理论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③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读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叛离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