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梁衡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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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应该是最有名的他的散文集就叫《觅渡》
《觅渡,觅渡,渡何处》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