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和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和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和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和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主题.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提出了“民贵君轻”、“制民之产”、“薄税敛”、“国君进贤”等基本理念.孟子民本思想为我们展现了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民主政治的思路.汲取其中积极有益的思想精髓,并将其与我国现代社会的国情相结合,将会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启迪.
在所有的儒家经典人物中,我对孟子算是最有好感的了.因为,他的民本思想最为集中,而且比较能够前后一贯.他说过许多关注百姓生活疾苦,贬抑王公大臣的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比如君主假如不仁,为臣可以杀之,并且杀这样的君主,如杀一夫,而不必冒轼君犯上的罪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八》）读这样的句子,就感觉从孟子这里有一股正义之气.不像孔子一方面把人看得比马还重,一方面一当了点官就要捏造罪名杀自己厌恶的人.那个少正卯本也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孔子那么急切地要杀他,可见,他也是一个足以威胁孔子的重量级的人物.他们曾经在私人办学与学说对立过程中形成了竞争对手,曾经三度抢走了孔子的生源.可见即便是圣人,一旦在利益面前,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人贵还是马贵?只是,在这个时候,孔子杀少正卯比下决心杀一匹马的决心要来得果断一些,这是不用怀疑的.孟子没有听说他杀人.而且他喜欢把那些食肉的王公大臣们教训得灰头土脸的,作服从状.这真的为世代无权的读书人出了一口大恶气.所以,对孟子经常喜欢引用的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也就不去追究了.
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经常为百姓说话,但是站立的立场却仍然是王公大臣贵族的.始终只是劝他们手下留一些情,不要把老百姓逼得太过分了,否则他们就会起来造反,从而你的幸福安稳的日子就会被毁掉.所以,他的理想就是“为民作主”,而不可能是“让民作主”.这可谓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最根本的分歧.假如不强求为难死人,我以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仍然在客观上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改善.其实孟子的理想在《孟子》一开篇就说得很清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这一段话的点睛之笔就是最后一句“黎民不饥不寒”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君主的统治稳固.也就是让他们世代一直“王”下去.所以整本的《孟子》其实都是在给统治者讲“王”术.可惜的是,那些王公大臣贵族们虽然经常被孟子搞得一愣一愣的,摸不到头脑,只好低头服输,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服从孟子的.孟子之雄辩,只是当时出了一些豪气,但是实际上这些雄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了.最有意思的是,孟子在《孟子》一书中的结尾处这样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人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章句下》）从这些感叹来看,孟子从历史的角度一路数下来,一直数到自己.对孔子也包括自己的“仁义”学说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历史就这样五百年五百年地传下来.传到孔子,离孟子不过百年,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又这样近,但是仍然是“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些事有不有发生还是值得深深怀疑的.见之与闻之,都是值得怀疑的.这可能是孟子一直在宣扬自己的学说过程中遭受到种种碰壁后的感叹或者牢骚话吧?其实,孟子之后的二千多年的中国,他们的学说得到了正宗权力的承认并且实施.但是,孟子的理想之国,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几千年来,中国就是在一治一乱的反复循环中重新演绎着那些历史悲剧.可见民本思想是没有出路的.不仅现代已经大大过时了,而且就是孔子、孟子时代,也没有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这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理论后面,非常适宜于培养伪君子与御用文人.这样的御用文人经常不过是拿笑的流氓而已.一旦与拿枪的流氓结合起来,天下的老百姓经常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会有其他的出路.
民本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尊重所谓的民意.也即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但是,落实在社会现实中,所谓的民只能够成为强奸民意的最好借口.孟子的民本思想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八集中制的倡导者.他这样提出代行民意,按民意办事.当梁惠王问到孟子怎样才能识别有真才实学的人时,孟子有这样的番表白：”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后来我国长期流行的“父母官”的说法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里孟子举了三个例子：可用、不可、可杀的判定依据就是“国人”,“国人”在这里大概就是孟子经常说到的老百姓了.在这里确实体现以要遵从民意的的价值取向.不过,一个国君,躲在深宫大院,怎么会知道“国人”怎么说?即便出宫去察看,恐怕也不轻易得到真实的信息.地方官吏还可以弄弄权术,制造虚假信息来糊弄国君的.所以国君一个“察之”实在是好笑.仔细分析下去.孟子的这些漂亮话恐怕都要落空的.后来二千多年的儒学实践中,实际上也只是成了皮相,作了一点“法、术、势”的漂亮外衣而已.解决这个“国人”之意的最好办法,恐怕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组织起来,让“国人”来投票.每个国人就代表自己,投一票.让那个贤人自己出来推销自己.使国人熟悉他.假如大家认可他,那么他就可以上任,假如在这个过程出现严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中途还可以弹劾下台.假如触犯法律,可以对之行之以法.西方的民主法洁社会,就是依靠这套程序来达到遵从民意,服从民意,并且保护老百姓不饥不寒,过上免于匮乏与免于惧怕的生活的.但是,这样的程序,在我们这个儒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经常被一种不符合国情的借口而拒之门外.日本人曾经派来使节向中国学习孔孟之道,学习了上千年,不仅默默无闻,而且腐败透顶.直到被美国人的蒸汽船打得晕头转向,才想起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向西方学习不过二三十年功夫,就大功告成.不但彻底地解决了“黎民不饥不寒”的问题,而且也成为了天下的大国.富强与清廉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这在深受儒家文化价值影响的日本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从民本到真正的民主,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就像把天上的彩虹变成了地上的彩带.孟子的感叹与无奈,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感叹与无奈,甚至也曾经是日本的感叹与无奈.但是,现在只剩下中国仍然在孟子的感叹中徘徊.我们总是走不出这个迷雾.北师大的于丹女士又在那里借用权威媒体,大肆贩卖孔孟的陈年旧货了.为自己,她已经名利双收；为社会呢?祸患却还未到来,但是,必然要来临的.黎鸣先生责问于丹女士：“你心安吗?”我替于丹女士答曰：“安,并且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