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草解释

白居易的诗草解释
白居易的诗草解释

白居易的诗草解释
作者：白居易 题材：五言律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求严格,一般限为五言排律,六韵或八韵.白居易此诗以"古原草送别"为题,故诗须扣住"古原"、"草"、"送别"等题意.
　　注释：
　　1.赋得：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冠以“赋得”二字.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南朝梁元帝《赋得兰泽多芳草》诗是现存较早的"赋得体"诗.而"赋得体"之大兴是在唐代,以后历代沿用.试帖诗比一般的赋得体要.
　　2.离离：青草繁茂的样子.
　　3.远芳：广远的草原.
　　4.晴翠：草原明丽翠绿.
　　5.王孙：公子王孙.此指所送之人.
　　6.萋萋：青草长得茂盛的样子.
　　这是作者十六岁所作.本来只是练习应试的习作,但因作得好,便成了他的成名作.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载：作者初进京城,携诗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借"居易"之名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待读其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大为赞赏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遂广为延誉.按"赋得体"的标准,此诗之结构可谓严谨妥当：前四句写"原上草",后四句写"古道送别".然而此诗之佳处远不止于此.其为名作,实因意胜——赞美一种顽强向上的生命精神.
　　欣赏
　　这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而且还写出作者对朋友的依依不舍.野草离离,生生不已.离离是生长的态势；岁岁枯荣是其生命之律动过程,其意蕴是规律和永恒.然而永恒的生命并不是在平庸中延续的.诗人把它放在熊熊的烈火中去焚烧,在毁灭与永生的壮烈对比中,验证其生命力之顽强.野火焚烧象征生命之艰辛和考验；春风吹又生言其顽强不屈,执著不移；侵古道、接荒城则言其无所不往,势不可阻.诗的前四句侧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侧重表现其共时之美.如此的野草,才有资格成为宇宙间一切生命的象征,才拥有值得人赞美的生命意义.尾联扣送别之意,"又"字暗示离别乃古今人事之所难免；别情如春草萋萋,亦人之常情.故前人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之叹,后人亦有"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之悲.
　　前人于此诗好评甚多.《古欢堂集杂著》："刘孝绰妹诗：'落花扫更合,丛兰摘复生'.孟浩然'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此联岂出自刘欤?……古人作诗,皆有所本,而脱化无穷,非蹈袭也."《唐诗成法》："不必定有深意,一种宽然有余地气象,便不同啾啾细声,此大小家之别."
　　但亦有说此诗别有寓意者.《唐诗三百首》："诗以喻小人也.消除不尽,得时即生,干犯正路.文饰鄙陋,却最易感人."《诗境浅说》："诵此诗者,皆以为喻小人去之不尽,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然取喻本无确定,以为喻世道,则治乱循环；以为喻天心,则贞元起伏.虽严寒盛雪,而春意已萌.见仁见智,无所不可."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缗费粜蕖⒄畔取⒀钌鳎技奚汀?
　　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
　　【诗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现译】：
　　长长的原上草哇多么茂盛,每年秋冬枯黄春来草色浓.
　　无情的野火只能烧掉干叶,春风吹来大地又是绿茸茸.
　　野草野花蔓延着掩没古道,艳阳下草地尽头是你征程.
　　我又一次送走知心的好友,茂密的青草代表我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