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时代背景

季羡林的时代背景
季羡林的时代背景

季羡林的时代背景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