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

中国人为什么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
中国人为什么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

中国人为什么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
黎鸣中国有哲学吗?中国有哲学家吗?非常遗憾,我的回答均只能是：没有.过去看到黑格尔的书中说,中国人无哲学,我曾满腔愤懑,我心想,这老匹夫在学问上还搞种族歧视.谁知经过四十多年中外“哲学”的研究,今天竟轮到我自己,来做这种不能不让人满怀痛苦的回答.肯定会有人跳起来,指责我的无知：冯友兰先生写了七大卷【中国哲学史】,任继愈先生也写了四大卷【中国哲学史】,还有谁谁也写了什么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哲学家吗?你又算老几?肯定还会有人点着我的名字大骂：“你不是也自称哲学家吗?”对不起,我没有自称“哲学家”,即使私下里想当,那也只能是我的愿望,最终究竟能不能当上,那也要看我努力得够不够.如果盖棺也难以论定,那就让后来的人们随便怎么去说吧.仅仅做否定性的回答,很简单,问题在于,理由呢?首先得回答,究竟什么是哲学?我认为,哲学是人类的有生命力的智慧学.这种哲学的标本,即是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不仅是智慧学,而且是能够“生儿育女”的智慧学,近现代流行于世界的种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等等,全都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儿女们.这样的哲学,中国根本就没有.第一,中国到现在也拿不出一门完整的智慧学；第二,中国的“智慧学”是不能“生儿育女”的太监学.中国不要说拿不出哲学,甚至至今也拿不出一门自己像样的“学”（但中医中药学除外）来.这种令人痛苦的回答不是我愿意作出来的,实在是从真理的角度看,我不能不作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请网友们听我慢慢道来.一切物质和生命都存在于宇宙的三个基本场之中,它们是强力场、弱力（包括电磁力）场和引力场.与上述类似,一切人类都生存于世界的三个王国之中,它们是必然王国、理性王国和自由王国.用我的理论话语重新对上述的三个王国作出解释,他们即：客观先验的必然王国,又可称真王国；相对经验的实然（理性）王国,又可称善王国；自由超验的应然王国,又可称美王国.每一个人都同时生存在这三个王国之中,谁想偏废任何一个王国都不可能.也就是说,任何人主观设想自己只生活在其中的某一个惟一的王国之中,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谁真想这么认定,那只能证明他真是疯了.过去人们也曾说,人的进步是从必然王国经过理性王国,最后走向自由王国.现在看来,仅仅这么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人其实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离开任何一个王国.但的确有一种学说,可以帮助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某种升华,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言谈和举止,尽可能地在不违背真王国的规律的情况下,又尽可能地在不违背善王国的法律的情况下,最终走向精神情感的美王国.上面所述的学说即是哲学.迄今为止,西方近代哲学的确是世界人类中最有效的哲学,甚至是惟一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哲学.因为,第一,它对真王国做出了迄今为止人类中最好的描述,全面揭示了真王国的规律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及其子女的自然科学.第二,它对善王国同样也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描述,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善王国的法律、法治和伦理.第三,它对美王国也有所涉及,虽然不及前面两个王国那么出色.不过应该指出,由于它所运用的二元论逻辑的局限性,西方近代哲学到了20世纪末,实际上也已经死了.21世纪,西方文化向全世界的扩张,事实上正在给全人类带来灾难.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智慧的内涵,即在真、善、美这三个王国之间穿针引线,打通它们,并尽一切可能把这三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安排得和谐美满.由此,我们还可以回到西方近代哲学的源头——古希腊的哲学那里去看看.古希腊的哲人为真王国作出了伟大的奠基.苏格拉底为概念定义的确定性作了最重要的贡献,柏拉图为先验理念的同一性的确立作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亚里斯多德为真理的立法作了最重要的工作,也即形式逻辑最初的完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人具有梯级的师徒关系,他们共同为真理王国奠基,更有亚里斯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们形成了节节高的态势.弟子决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气而打倒老师,但也决不会因为爱老师而宁可让真理受到损害,而是恰恰相反,为了真理,宁可反对老师,而决不姑息老师.相对于此,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三人之间也有类似的师徒传承关系.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墨子曾为儒家弟子.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共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而是相反,个人意气高于真理,做得最不好的恰恰是孔子.显然,老子的“常道”是真理,可是孔子宁可把老子尊为“飞龙”,而且是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的龙,却无视老子的“常道”；因此,老子的“常道”被儒家后学歪曲成了“非常道”,而孔子本人的“大道”却远离真理,变成了一种仅仅应然的理想或愿望,更加错误的是,孔子把实现了“大道”的时代捏造为“与三代之英”的古代,从而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复古主义的历史倾向.墨子反对儒家的重礼乐,而主张薄礼、非乐、节葬.…….弄到后来,儒、墨两家不可相容.老子虽然较早就为真王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奠基工作,墨子也为此做出了很好的补充,建立了进行真假判断的逻辑方法,而且为进入善王国做好了准备,可惜“独尊儒术”之后,这一切全都成了泡影.索性墨家消失,老子被严重歪曲.到头来,中国至今也没有把自己的真、善王国的理论基础建立起来.西方人的善王国理论基础的建立是在近代十七世纪之后.英国哲人的实验主义、法国哲人的实证主义、德国哲人的思辨主义以及美国哲人的实用主义等等,共同构造成了西方相对、经验、实然、理性的王国,也即善王国的理论基础.美王国的理论基础也同时在法、英、德等国哲人的共同努力下推出.由上面所述可见,哲学的思维在西方曾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社会合力.正是因此,西方人的近代哲学（限于篇幅,这里没有论述希伯来一神论宗教信仰对西方文化同样重要的价值,关于这一点,网友可以参阅拙著【西方哲学死了】一书）,可以孕育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等等儿女们.有一个故事,可以鲜明地表明西方人（英国人）爱真理的程度有多么深刻.1919年的德国和英国处于敌对状态,而德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却由英国的科学家的试验观察所证实.当时,伦敦时报刊出的头条新闻标题竟是“科学革命,牛顿定律被推翻”.大家想想,牛顿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圣人”,本国的圣人被敌国的科学家推翻,竟然还用如此大的标题报道出来,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试设想,如果日本人用什么东西推翻了中国的什么圣人,中国人将会如何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呢?中国人会为真理高呼吗?我不过在文章中对儒学的“博大精深”表示了疑义,竟招来那么多人动情的辱骂,中国人心中能有多少真理的位置呢?而儒学的“博大精深”的真理成分究竟又有多少呢?这也正好说明,中国“哲学”直到今天也没有“长大成人”,甚至还在娘肚子里没有出世.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只有儒家的伪学——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它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它们既谈论不了人类的真王国,同样也谈论不了人类的善王国,即使能谈一点美王国的问题,付诸实行的却全都是伪学,伪君子学.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或许对先秦时期的论述尚具有一点价值,因为毕竟还有老子论述的真王国,有墨子论述的善王国,有孔子论述的美王国,尽管也难免会有曲解.如果（只能是如果）能有人在当时即把他们三者作出有效的综合,那将是多么伟大的事情,那将形成多么伟大的智慧合力,并在中国造成多么巨大的人类文明的辉煌.可惜中国人永远地错过了那么伟大的时代,错过了那“如果”可能的一切机会.后来的两千多年,只有独此一家的伪儒学在唱独角戏,最多还有一个法家在一旁窥视,他们演的全都是伪君子戏.他们能有哲学吗?须知,哲学是智慧合力的产物.智慧合,则哲学生,智慧分,则哲学死.惟独一家的智慧,则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而且那种独此一家的智慧,最终是不是真智慧,也难以保证,很可能早就已经蜕变为伪智慧.自汉代以来,中国不仅“独尊儒术”,而且还用极权专制来推行“独尊儒术”,中国人不仅是在分裂智慧,而且简直是在歼灭智慧.这样的中国人能有爱智慧的哲学吗?因此,我们就应该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家,中国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既然如此,又何来哲学家呢?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以及其他等等的先生,对不起,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人思想资料的编篡者.他们缺乏对上述三个王国的全方位合智慧系统的理论思考,而且他们的思想也严重地受到长期以来“独尊”的儒家伪学的影响,包括六、七十年代的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以及他们的老师辈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等先生,他们的弟子辈杜维明等先生.说实在话,人们很难称这些先生们是中国的哲学家,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很难有多少东西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真正的合智慧.至于近代靠研究西方哲学吃饭的先生们,他们可以是研究西方某家某派哲学的“专门研究家”,却难以自成哲学家.由于中国历史惯性的原因,他们甚至都丧失了用自己的话语说话的能力,他们用中国文人崇拜圣人的方式,同样也把他们所研究的某西方哲学家视为不可超越的“洋圣人”,他们依然没有自我的主体性,依然没有任何自己的创见.正是因此,靠他们,同样也难在中国造成某种合智慧的“哲学”状态.不过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思维及其表达的无自由.在一个只具有“独尊儒术”的历史传统和惟一只坚持一个“主义”的国度,智慧也只有“分”,而不可能“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智慧合,则哲学生；智慧分,则哲学死；智慧“独”,则哲学无.这简直就是人类文明世界不证自明的永恒而普遍的真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违反了这条真理,所以中国人就只能与哲学和哲学家无缘.（待续）20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