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傅山的征文

我与傅山的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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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傅山的征文
我与傅山
傅山,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社会活动家、博学多艺的学者、诗人、书画家和医学家,其文学成就比较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山西文学史上更是影响广泛.傅山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一六O七),卒于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初字青竹,后改为青主.别号有：公之它、朱衣道人、松侨等三四十个.傅山出生于太原阳曲,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傅氏家学渊源,祖先连续七八代有研究先秦诸子、《左传》、《汉书》成就卓著者.他自幼聪颖好学,十五岁考中秀才,青年时期刻苦求学,忧国忧民,志向远大.崇祯九年十月,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被诬陷,押解入京.傅山等一百余名生员赴京,联名上疏为袁继咸诉冤请愿.经过七、八个月的斗争,终于使得袁继咸昭雪,官复原职.这场斗争震动了全国,傅山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斗争结束后,傅山回到太原,博览群书.崇祯十六年,受聘到三立书院讲学.次年,李自成起义军向太原进发,傅山陪着母亲到平定县一带辟难.不久,清军攻下太原,又大举南下,他继续过着“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生活,并且在寿阳五峰山出家当了道士.他因穿红色道袍,自号为“朱衣道士”.道士可留长发,不奉行清朝规定的剃发梳辫命令；同时,“朱衣”也内含纪念明代朱氏王朝的意味.这就说明他出家不是本心,而是想掩护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思想.
自清军入关建国后,全国各地抗清斗争不断,傅山也加入了这场斗争.他同南明政权派到北方活动的总兵官宋谦有秘密联系.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宋谦准备起义,却不慎走露了消息而被清军逮捕,供出了傅山.傅山被抓到太原府监狱,虽受严刑拷打,却矢口否认与宋谦有关系.一年多以后,朝廷只能作出“傅山的确诬扳,相应释宥”的判语,释放了傅山.出狱后,他曾南下江淮一带游学数年.自顺治十七年(一六六O)起,他就隐居于太原城南的松庄,自号“松侨”(意思是：自己虽居故土,却像侨寓异国土地,包含着对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专心治学、书画、行医,并与顾炎武、屈大均、申涵光等著名抗清人士交往.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消除明朝遗老们的反抗意识,下诏命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傅山被推荐去考博学宏词,他以疾病为由拒绝应试.次年,阳曲知县奉命强迫将他送往北京应试,他到京后,受到不少朝廷满汉大员的隆重礼遇,劝说他应试；他仍然不从.康熙皇帝赐予他“内阁中书”职衔,他也不谢恩.回故乡后,傅山继续自称为民,表现了“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二月,傅山的儿子傅眉因病而亡,(傅眉在父亲的教导下,学术上颇有建树,却不去猎取功名,终身隐居乡下,在世五十七年)傅山悲痛万分,四个月后亦溘然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傅山在学术思想上,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赞扬具有革新精神的李贽的观点,喜爱刘辰翁、杨慎等人刚健清新的文风.当代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郑天挺先生在《清史简述》一书中谈到傅山时说：“主张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著述必须有一副坚贞雄迈的心力’,必须‘闭户十年读经史’.李顒和傅山以及浙江的吕留良都具有民主思想,反对民族压迫,清军入关后,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不妥协.康熙几次征聘他们,吕留良作了和尚,傅山作了道士,李顒誓死不出……他们都不说空话,讲究实际.他们的影响当然不能与黄宗羲等大思想家相比,但是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见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清史简述》中“主张实践的哲学”一节)
傅山的诗歌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尤其崇拜杜甫的诗风.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为衡量标准.他按照《春秋》中“夷夏君臣之辨”的历史观,重新评价了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书籍,表现出了他的民族气节.在书法上,他自成一家,强调“作字先作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他作画时,渗透了“君臣、孤高”的爱国主义气息,画作被人列入“逸品”类.他在医学上有重大成就,名著《傅氏女科》是传世之作；特别是他具有高尚的医德,无论贫富,一视同仁.
傅山一生写了若干种著作,涉及多个学科,主要有：《霜红龛集》、《红罗镜》、《两汉书姓名韵》、《傅氏女科》、《傅氏男科》、《评注金刚经》、《太原段帖》、《霜红龛墨宝》等等.
傅山这种在学术思想上追求,对祖国的热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