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历史介绍下和中国的关联

蒙古历史介绍下和中国的关联
蒙古历史介绍下
和中国的关联

蒙古历史介绍下和中国的关联
遗忘的中国国土——蒙古近代史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
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
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
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在这里我不想谈及被沙俄吞并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想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还有其它的边界问题.蒙古问题之多已经令我无法一一道来.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 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
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
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
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
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蒙古的独立.
……
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往日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蒙古被人家无情地抛弃了.
于是蒙古开始把眼光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我们的祖国中国.
今天中国强大了,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待他们是何等的宽容.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蒙古不知要穷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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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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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一词最早记录于10世纪。那时的蒙古被一个叫突厥民族的维吾尔人统治，而后被Kyrgyz 于公元840年战败。
?? 古时的蒙古人长期处于多民族、多部落纷争与合作的松散联盟状态，直到1206年当一个年仅20岁名叫Temujin的蒙古人出现才结束了这种状况，他经过顽强努力最终统一了绝大多数蒙古部落。
?? 在1189年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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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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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一词最早记录于10世纪。那时的蒙古被一个叫突厥民族的维吾尔人统治，而后被Kyrgyz 于公元840年战败。
?? 古时的蒙古人长期处于多民族、多部落纷争与合作的松散联盟状态，直到1206年当一个年仅20岁名叫Temujin的蒙古人出现才结束了这种状况，他经过顽强努力最终统一了绝大多数蒙古部落。
?? 在1189年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为山峦。他整和了将近20万人的一支忠实于他的军队，根除了乱世纷争并在现今的Karakorum建立起了他自己的首都，而且利用蒙古优秀的经过精挑细选的takhi马创建了自己的骑兵军队以阻击中国和苏联军队的进攻。到他1227年去世，蒙古帝国领域从北京延伸至里海附近。
?? 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即忽必烈可汗成为中国元朝的皇帝（1271-1368）时，蒙古人创造了自己最高的荣耀：当时帝国领土范围更加扩张，从朝鲜一直延伸到匈牙利，最南端曾到达越南，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伟大的蒙古帝国在中国维持了一个多世纪。蒙古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直到1634年它才成为满清王朝的一部分。满族人一直统治蒙古到1911年12月1日蒙古正式宣布自治为止。
?? 1921年7月11日，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并宣布独立。
?? 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第一部宪法宣称蒙古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和国家。修改了宪法1990年6月进行多党派竞选，并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权利。
?? 4年后，于1996年6月30日，蒙古民主联盟赢得选举，结束了75年坚不可破的共和党的统治。
?? 而后于200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赢得国会选举并占据国会中的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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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A.Geikel，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在汤姆森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同时而稍晚，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独立抵达了几乎同一个目标。古突厥文的解读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三年后汤姆森的名著《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标志着突厥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刚刚解读、突厥学正在建立的时候，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E.L.Klements)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发现的。虽然位于土拉河流域，但由于立碑时间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内容也基本相关（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并纳入鄂尔浑碑铭中研究，甚至被称为鄂尔浑碑铭。幸运的是，和阙特勤、毗伽可汗一样，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国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这对于学者解读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此碑的出现，有很多学者相信暾欲谷与史籍中另一个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用名。中国学者对古突厥的解读基本不曾发挥作用，但是借助欧洲学者的转写、翻译，一些中国学者利用中国唐代文献加入了对突厥碑铭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还没有人能够亲身远赴漠北拜访三大碑。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其激动与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点（蒙古实行夏时制，9点即中国8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上车，溯土拉河东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体队员加上蒙古国立大学的钢巴特尔和博物馆的一个小伙子，分乘两辆俄国“普洛冈”越野型中巴车(这两辆车外加一辆三菱中巴，就成为后来我们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运载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着白桦和白杨。暾欲谷碑位于乌兰巴托以东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属于土拉河河谷地带，西距鄂尔浑河东岸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青翠草原上，远处零星地分布几座毡包，更远处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车停在一处铁栅栏围起来的很大的略有缓坡的方形台地上，这里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报告中所见的情况接近，暾欲谷碑立于一片开阔的草原缓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两碑的西面，有青砖地基，可见当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筑。周围零乱地堆放着石头和石像。栅栏范围内的西南角，有明显发掘大坑的地方，散乱地堆放着原来应是树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块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线雕的宝相花图案。两碑的东面，在铁栅栏以外，有数百块石条排列成的一条数百米的长线，向东方的草地伸出。这种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但在蒙古境内还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们在中央省忽斯台国家公园（Khustai National Park）内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东麓，参观一处突厥古墓葬，也见到同样的石头排列的长线。鄂尔浑碑铭里提到balbal，学者们认为即是《北史》提到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丧葬制度，名之曰“杀人石”。
中文不同材料对暾欲谷碑的介绍颇有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1.7米，一为1.6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2.7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对两碑碑文的翻译介绍，国内有韩儒林、耿世民和芮传民三种，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译本再翻译而来。现在通行的英文译本与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学者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的《鄂尔浑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暾欲谷墓地所作的清理发掘，看起来相当草率，地面随地堆放的石像、石条、石板可以证明。已经扰乱了的原墓地诸石刻排列秩序，现在只有根据早年的考察报告才能知道。一部分残破的石雕被搬迁到附近的仓库里，我们还到仓库里仔细观摩。掌握墓地铁栅栏大门钥匙和仓库大门钥匙的，是附近一个牧民家庭，他们家的小男孩远远见到我们的汽车，很主动地骑马跑来开锁，还打开仓库大门。
我们在暾欲谷墓地逗留约两个小时，因要前往曼珠锡林寺，不得不上车离开，前往中央省的省会宗莫德（宗莫德，其实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那场著名的昭莫多大捷的战场）。离开暾欲谷碑之前，全体考察队员在大碑东侧合影留念。匆匆而来，匆匆又去，心中实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怅惘。
见到三大碑中的另外两个大碑，是在8月8日下午。
8日这天中午，我们从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附近的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出发，向西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从早晨起来，就难得看到太阳，越向西行，云色越重。在鄂吉湖边停车时，开始下雨了。鄂吉湖显得很不安静，风吹雨斜，波澜翻卷。只好在车内生火烧水，照例是泡方便面。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一般认为这里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人认为是辽代的招州。从Chilin Hiyd古城向南，在和硕鄂尔浑河东岸行驶一小时，下午5点半，我们来到和硕柴达木(Khoshoo Tsaydam)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
雨越下越大，汽车雨刷在玻璃上划出急促的声音，草原被雨雾遮掩得只剩汽车周围很小的一片。尽管如此，当汽车停下时，我们从车窗向外张望，还是很快就看见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石碑。这就是著名的阙特勤碑。风吹雨骤，车外气温只有摄氏10度左右，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冒着大雨冲下汽车，扑到阙特勤碑下。
和暾欲谷墓地一样，阙特勤的墓地也被圈在绿漆铁栅栏之内，被圈起来的墓地面积约有三百平方米。除了大石碑之外，还有很大的石构件，散乱地分布在铁栅栏内外。石碑无疑是墓地现存最主要的遗物，雨水冲刷之中，大碑自有一种略带忧郁的庄严。“故阙特勤之碑”的汉文碑额十分醒目，碑阳的汉文部分也大致可以辨认。碑阳汉文部分，史籍记载是唐玄宗亲自写的。《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齎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写的碑文里有“故制作丰碑”的话，而突厥文碑文里毗伽可汗说自己请求中国皇帝派人来建造永久的石碑和宏伟的建筑物、画上动人的画等等，与史籍基本相合，可见阙特勤的墓地基本上是由唐朝工匠建造和装饰的。现在那些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石构件和地上的青砖，还可以令人略存遐想。对于研究突厥史最有价值的是石碑四面刻写的突厥文。突厥文以毗伽可汗的语气，详述其弟阙特勤的历史功绩，也追溯了突厥汗国衰而复兴的历史。碑文中有一段毗伽可汗自陈丧弟之恸，韩儒林先生用半文言翻译出来，别有意味：“今弟阙特勤死矣，余甚哀之！余目光虽能视，已变如瞽；思想虽有知，已同于聩……泪从眼出，悲从中来！”
在风雨和寒冷中告别阙特勤碑，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毗伽可汗墓地。毗伽可汗碑早受雷击而碎裂，所以我们过去并没有见到完整的全碑照片。2001年土耳其与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这里作了细致发掘，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发现多件金银器物。据说，最令人震惊的文物是一件金冠，冠上有一只金鸟。这个带鸟的金冠，是否与阙特勤头像带鸟形饰物的冠有关呢？这还有待研究。这个头像已经从阙特勤墓地搬到乌兰巴托的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从毗伽可汗墓地出土的文物，现在都送到土尔其去作修复和研究，我们也没有见过照片，只在网上读过简短的报道。毗伽可汗碑碎裂的碑身，都被移到附近的仓库里重新拼接，原碑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毗伽可汗的墓地，发掘之后都回填了。站在回填了的墓地上，看着新鲜的黄土被雨水敲打出一个个泥窝，不禁有一种“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慨。
从毗伽可汗墓地来到附近的仓库，首先看到的是被重新拼接起来的高耸的毗伽可汗碑。由于碑身碎裂严重，现在被拼接起来的碑身并不完整，特别是许多刻有文字的表层严重残损，保存情况与阙特勤碑比起来就差得多了。不过，对我们而言，看到一座树立起来而不是碎裂在地的毗伽可汗碑，仍然是相当幸运的。史书记载，毗伽可汗死，唐玄宗“诏宗正卿李诠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毗伽可汗碑也是唐朝工匠建造的，碑阳的汉文部分由李融撰文，现在可以识读的文字已经不多。毗伽碑的突厥文部分，和阙特勤碑一样，是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的侄儿药利特勤所写。
仓库中还堆放着从阙特勤墓地及毗伽可汗墓地搬来的大量石像、石板等物。根据2001年发掘前的报告，这两处墓地都有暾欲谷墓地前那种长列石像，毗伽可汗墓地前还有四座较大的石雕人像。可惜原有布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研究突厥墓葬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仓库的时候，堆放在仓库一角的、出自阙特勤墓地的石板上的浮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多人共同观察，我们认定这个浮雕与中国近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所见祆教祭司图像相同。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发现。据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说，蒙古境内发现的相同浮雕，一共有三处。
在这里参观一个半小时后，下午7点，为保证天黑前到达哈拉和林，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两座显然注定要继续成为我们关注对象的突厥古碑，启程向南直奔哈拉和林。雨停了，天慢慢晴起来。鄂尔浑河谷草原是如此美好，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形容她。晚7点40分，前方远远看见了哈拉和林。和林背后那一脉青山，就是著名的杭爱山（燕然山）了。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