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19 14:49:36
如何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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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如何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如何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曙光初现之际,如何才能以经济影响世界的同时,以文化与价值观影响世界,增强“软实力”,如何才能以更为良好的姿态融入世界,尽量降低因大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文化、军事、心理的冲撞和不适,实现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保证大众拥有坚实的精神支撑,做到理性、坚韧、不迷失,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建立科学而又稳定的核心价值观.
  一、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及其作用
  价值是人类生活实践的理论抽象,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及其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和发展的一致性反映.价值观则是主体以需求为基础,整合主客体间关系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观念形态(即思想和思想体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价值观是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惯、技能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品行和美德.”由此,价值即为 一系列基本的信念和人对周围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评判,或者说 是人从 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 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活动作出的判断及选择,包括价值标准、价值判断 、价值取向、价值实现等等.由于对同一事物不同人得出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因而又反映出每个人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区别.这里强调的 核心价值观,则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国家和民族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这一部分支撑和左右着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属于稳定的和相对永恒的,一切判断标准都据此而规范.它从更深层次影响着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
  就单个人来说,所持的观点可以不断改变,但处事的原则不能变.一个人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则,清晰的形象便产生出来.如何保持原则不改变?最重要的是拥有并坚守核心价值观.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要保证拥有不移不易的处事原则,进而在世界上显现出清晰的形象,大众共同坚守核心价值观是基础.试想,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没有基本的原则,所有的处事方法都是以一时的利益需求为着眼点,为取舍予夺的原则,很难为他国和他民族所接受,即使是一个大国,形象亦不会高,更难得到世界的尊重.从政治集团的角度看问题也是如此,政策面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形态与政党轮替不断变化,但核心价值观却是不变的.比如,西方社会秉承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存续了一、二百年的历史,至今未有变化,因为谁改变了它,谁就会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再以我们党为例,所坚持的政治信念是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能变更的,否则这个党就没有存在的政治基础,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这个发展变化不能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有所遵循,有所参照.毫无疑问,核心价值观应当是最根本的遵循与参照系.
  一般来说,核心价值观所影响的主要是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构成世界,是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如果是一个大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一个对他国、他民族有着占有冲动者,其核心价值观便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影响世界,影响他国.比如前苏联的输出革命,今日美国的输出美国式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经过 20 多年来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其影响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下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内部事务,一定意义上也是世界共同关心的事务,因为这种核心价值观一定会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 换言之,当中国处于软弱落后状态,对世界影响很小时,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会受到过多的关注,如果中国崛起于世界,一行一动直接影响它国和它民族的利益时,这时的核心价值观就具有辐射作用,因为这种价值观必然地通过对内对外政策反映出来,进而反映到他国他民族的生活中去. 回顾人类发展史,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冲撞,表现为直接和激烈的多为利益,而表现为持久而深刻的,是文化、宗教及其蕴含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是巨大的,以核心价值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为例,为什么我们的人力物力投入那么大,效果并不理想呢?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是立足点出了问题,进一步说是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由于没有核心价值观奠基,所有的努力目标皆表现为短期利益,而这个短期利益又是随着时态的变化而变化,多变则无以积淀为永恒,每当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或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以往所作的努力皆付于流水,甚至还有可能将已有的建设成就摧垮.这里我们也可以借助道德价值观的载体雷锋精神分析问题,在弘扬雷锋精神过程中,最鲜明最具广泛意义的提法是学雷锋做好事,从目的和初衷看没有问题,但从实际表现看却需要修正.比如,我们往往把人的一切善良的行为都以此囊括和涵盖,所起的作用就未必是正向的与初衷相一致的,因为这往往异化和矮化了人性的光辉,毕竟人们的社会行为,尤其是一种最为自觉的下意识的社会行为,并不都建立于某种政治理念之上,许多原本就是人性的自然反映,包括怜悯等等,就不是政治教育的结果,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然如此,你把人性范围内的行为都归结到某一标签化价值判断之上,那么不愿往标签上靠的人,或者不想把自己纯朴的思想行为政治化的人,必丧失了原本具有的人性化行为冲动.除此之外,由于我们在雷锋精神宣传上存在着过于强调直接的表达政治理念,同时过于强调为短期目标服务,未能立体的揭示其精神实质,尤其是没有注意发现其身上存在的最普遍、最感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人性光辉,结果每一次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发生变化,社会出现转型,雷锋精神的构成要素便需作出部分剥离,比如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阶级斗争的理论便不再成为主调,雷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的观点和特征,便不能再起引导社会的作用.总是在改变,或者“雷锋精神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结果便不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永恒感、崇高感、亲切感,其作用也就打个折扣.造成雷锋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多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确立起全民族的永恒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不是直观的立竿见影的,而是靠长期积淀而成的,这也是当年孔孟思想并未得到春秋霸主们欣赏的根本原因,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又是可以感知的和恒久的,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孔孟思想一旦在民族文化中确立起来,必然的毫无疑义地统治一个民族的思想长达两千多年,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这个民族.有人或许会说,假如我们社会有了核心价值观,是否包括腐败现象、机制制度上的不完善都会迎刃而解?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核心价值观产生的作用并非以强制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对人的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的方式表现出来,是间接的无形的.虽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是间接的无形的,但只要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作用即发挥出来,一方面它向人们明确何为崇高应予弘扬,何为法则应当允许,何为丑恶必须取缔.另一方面,它也会激励和引导全社会的人们去实现共有的理想,并为人们的精神提供依归.简言之,当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大众的心灵深处,也就不会发生一则笑话所云:国家要出台一个产业政策,专家拿出征求意见稿后,到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及至意见征求完毕,仅 “此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这句话未改.因为每个人心中有了核心价值观作行为导向后,虽不能完全超越利益,但也不会形成利益超越一切.我们必须清楚,法规是由人来执行的,人类的终极目的一定不是为建设制度而制度,最大的希望还是自律,是道德的提升.
  全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确立和形成过程,这个过程长短决定于几个方面:一是价值观本身是否科学先进,是否呼应了时代,满足了民族的内在要求及其世界的互动;二是执政党是否持久不懈地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地遵循;三是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判断
  在分析该问题之前,可以首先作出如下判断:一个是中华民族封建时期有过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历史发展至现代,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了核心价值观出现缺失.另一个是,构建核心价值观较以往更迫切,同时,我们面临一个最佳的核心价值观创建时期.
  有关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提法很多,有人认为“以人为本”、“和平和友谊”、“国家统一”,等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有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这些要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要么是一定历史时期或某一侧面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而不能称之为支撑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严格来说,现实的中国并没有建设起一个全民族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之所以社会上屡屡出现恢复儒学,借助宗教,移植西方价值观,等各种思潮或呼声,即印证着这一点.
  现实没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产生过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强调的把“仁义礼智信 孝悌忠恕诚敬 ”作为了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把“忠孝节义”作为了鉴别一个人处世的标准,即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以仁爱为中心展开.只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民族核心价值观进入了虚无的状况.
  面对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我们民族也作出过不懈的努力.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等等.这既是口号,也可以视作欲建立的核心价值观.它反映了人们从西方核心价值观中接受了为我所用的成分,同时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通过思想和精神的变革开始,包括核心价值观.此后,由于中国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军伐混战,这时秉承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产生科学而又稳定的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最高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因而不可能产生永恒的在不同时代皆可发挥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其中有许多原本就是科学的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 指导思想 ,因而价值观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即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由此延伸出许多东西,包括 爱党、爱国、牺牲、奉献、助人为乐等道德价值观,但由于内外部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秉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僵化的二元价值观,短期行为过重.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我们在价值观的探索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经历过转型期的道德紊乱,人们普遍感受到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并试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之所以当前核心价值的构建较以往更为迫切,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大众的思想和文化心理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中国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正在发生着大幅度的拓展,这一点完全可以由胡锦涛总书记为军队确立的使命任务之一“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加以说明.当我们尚处于落后状态时,或者利益尚未与其他国家发生磨擦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然而,当我们与世界关系出现调整,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既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决定着世界如何看待我们,进而决定着我们是否做到和平崛起,甚至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崛起.比如,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出口引导型,而强劲的出口增长却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享受了贸易自由化的大餐后,必然有一个义务和责任承担的问题.如何做到不回避责任,并且形成共识?有赖于科学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
  不可否认,由于我们长期未形成科学稳定的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功利主义意识,行为方式多为短期政治需要,这难免不造就紊乱的价值观.举例来看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最值得大力宣扬的是 1940 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对日军进行的“百团大战”,然而从战役作战发起至今,很多人认为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想一想,我们党一直强调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看问题,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这种牺牲就是有价值的,而不存在过早暴露实力的问题.如果每个党派都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愿作出牺牲,全民族抗战不就成了空话吗?!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在 云南腾冲反攻战役中,国民党远征军一个连据守于交通要道,日军找来一村民带路,绕道将全连近二百人全部打死.解放后肃反,那个带路村民被举报,审讯时村民辩称,他带日本人杀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让坏人来杀坏人有什么错.审讯者想了想就把他放了.后来这个村民还当了生产队长.从后一个事例中,可以说已经不存在永恒的价值标准,仅剩下功利主义和扭曲的政治图解. 我们认为,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就应是不移不易,不因某一短期功利所改变,更不能依据好恶而丧失根本原则.比如我们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但同时也应看到,日本人民中还有人为南京大屠杀而与政府打官司数十年.我国东北出现毒气事件后,日本律师援华团立即提出帮助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假如我们国家出现了类似的人,大家是否容忍呢?!笔者未必赞成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但更不赞同为此而大骂其为汉奸.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从棋盘砣跳崖,道长李海忠亲眼看到攻上山顶的日军排成几列,随着指挥官的口令向牺牲的八路军战士鞠躬,同样,令日本关东军头痛的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人剖开其腹部发现全是棉絮、杂草,所有人都向其肃立鞠躬致敬.大概当时没有人认为有人亲华,是日奸.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因而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正因为此而应当有比日本人更宽广的胸怀,更大的包容度,更辩证的思维,更稳定不变的核心价值观.
  正是由于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没有了根本的标准,导致了部分人弄不清何为真正的爱国,何为民族的成熟.结果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真诚的投入从事“爱国”行动之时,到头来却是在伤害国家和民族.仍以具体事例说明问题. 2004 年 4 月 13 日, 7 名在伊拉克遭绑架的中国劳工经全力营救获释,当天新浪网发出的“中国驻伊外交负责人详解遭绑架公民的获救过程”的报道之后,网民结合日本人遭绑架的事,跟贴 213 条,其中前三位的是: 23 条称赞中国政府, 14 条埋怨福建人去他国, 11 条庆幸日本人倒霉.再看美国的“ 9 · 11 ”事件,传我一记者团因美国遭恐怖袭击而鼓掌,为此被驱逐出美国.这些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两个事例中表现出的倾向值得思考,一个是最应谴责的恐怖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抨击,另一个是不幸者未得到应有的同情.的确,美国人的霸权,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固然让人厌恶,但无辜生灵遭涂炭,不为宝贵生命的丧失而生同情之心,却幸灾乐祸,何言人性的光辉,何能以为世人所接受?!由此而言,我们相当一批人缺乏基本的是非观,这是不成熟的表现,进一步说是尚未确立起成熟的核心价值观.
  为什么说今天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最佳时期?在于我们党正在造就一个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肥沃土壤.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适宜的土壤,便不会结出文明的果实.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两大文明的发展过程看出.我们知道,主导中华民族发展两千多年的是孔孟思想,其在产生之初并不受重视,孔孟都周游过列国,以推销自己的思想,但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时期,帝王们忙于争霸,需要的是立杆见影的功利效果.因此,像孙武这样的直接给帝王带来开疆拓土的军事将领,像苏秦这样的能够改变政治和军事实力布局的纵横家,更得到帝王们的青睐,而需要一代代人努力方见成效的孔孟教化思想,自然屡屡碰壁.可以说,假如没有大汉统一中华民族,建立稳定的政权,相信也就不会形成孔孟思想一统天下.再来看造就西方文明的希腊罗马文化,其由辉煌到淡出历史再到复兴,也说明着这一点.由于最初的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因而自身虽然辉煌,但却一直处于蒙昧包围之中,这时人类尚未得到整体的启蒙,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十分肤浅,人们更多的是顶礼膜拜,因而希腊罗马的理性之光便很难存续.这也是后来文明被野蛮征服,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的根本原因.文艺复兴所以再度使希腊罗马文化再放光芒,无疑决定于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改善.
  认识了两种文明中的发展脉络,再来看我们今天具有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今天,我们党正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明确要求全党:“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这其中反映的是我们的战略思维和思想方法的变化,进而反映的是与世界接轨,是核心价值观寻求一致,避免发生直接冲撞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构建新的科学的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各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能不能在这个交往中树立良好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核心价值观一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想一想,为什么在美国飓风灾害后我国决定捐款,许多人在网上提出疑问,认为中国比美国穷,不应当提供援助,这也属于没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错误思想,在我们许多人的理念中,互助还是停留于富人帮助穷人,甚至是杀富济贫,没有考虑到相互帮助中显现的人性的光辉,它是人类走向和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其实我们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像征性的,也正是像征性而表达的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而非政治化的内容,这也是美国得到上百个国家援助(包括其反对者)的背后原因.在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认识,我们与美国存在矛盾和斗争,但除了看到斗争的一面,还必须看到一致的地方,比如反恐、繁荣世界经济、维护地球自然环境,等等.如果只看矛盾而不寻求一致,只能造就一个好斗的形象.要真正从思想深处认同这一点,没有核心价值观做支撑是办不到的.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时期,同时也拥有更为扎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