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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
巴金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决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小狗包弟
巴金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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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
巴金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决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巴金·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惭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跳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病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伯，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京
选自《旅途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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