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西欧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有何区别

中古西欧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有何区别
中古西欧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有何区别

中古西欧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有何区别
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
　　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
　　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
　　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
　　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
　　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
　　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
　　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
　　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
　　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
　　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
　　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
　　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
　　,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
　　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
　　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
　　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
　　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
　　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
　　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
　　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
　　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
　　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
　　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
　　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
　　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
　　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
　　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
　　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
　　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
　　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
　　、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
　　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
　　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
　　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
　　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
　　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
　　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
　　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
　　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
　　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
　　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
　　“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
　　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
　　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
　　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
　　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
　　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
　　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
　　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
　　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
　　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
　　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
　　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
　　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
　　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
　　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
　　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
　　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
　　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
　　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
　　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
　　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
　　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
　　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
　　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
　　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
　　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
　　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
　　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
　　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
　　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
　　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
　　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
　　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
　　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
　　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
　　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
　　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
　　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
　　,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
　　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
　　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
　　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
　　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
　　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
　　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
　　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
　　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
　　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
　　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
　　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
　　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
　　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
　　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
　　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
　　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
　　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
　　,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
　　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
　　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
　　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
　　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
　　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
　　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
　　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
　　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
　　、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
　　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
　　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
　　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
　　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
　　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
　　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
　　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
　　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
　　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
　　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
　　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
　　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
　　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
　　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
　　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
　　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
　　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
　　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
　　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
　　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
　　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
　　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
　　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
　　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
　　,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
　　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
　　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
　　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
　　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
　　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
　　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
　　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
　　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
　　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
　　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
　　难以形成.br/>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
　　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
　　、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
　　,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
　　,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
　　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
　　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
　　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
　　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
　　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
　　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
　　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
　　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
　　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
　　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
　　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