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要有图和住房有关 快 星期五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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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
要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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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其次是服饰变化.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劝禁缠足文》,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广州乱事记》、《新汉演义》、《血泪黄花》,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最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订学制.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756304.html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