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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日子里,远在异国的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职责.“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6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 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由于郭沫若对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养,加上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许多人都以一睹为快.尽管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方法论的运用或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视.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界也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这场论战是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论战的延伸,参加者的政治背景和理论倾向比较复杂,既有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人和改组派,还有并无党派背景的学者.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从1931年到1933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三卷四册.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文章.
　　近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践.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批判了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错误认识.在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一、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二、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形成和瓦解.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他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论述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与传统的周代封建说立论不同,为以后古史分期讨论中的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吕振羽意见大致相同的还有翦伯赞和邓云特（邓拓）.邓拓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延续而不易瓦解的根本原因〔17〕.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坏了.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观点屡有变化,一会儿说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一会儿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一会儿又说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从三国到五代是“发达的庄园时期”,宋以后才是“先资本主义时期”.到1935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干脆撇开了社会形态的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神权时代（殷商）、贵族统治时代（西周至春秋）、王权时代（战国至清末）和民国时代.陶希圣的反共政治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一些社会分期主张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但在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许多作者,政治倾向与陶希圣本人并不一样.实事求是地说,《食货》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展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除了陶希圣之外,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的还有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等人.和陶希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也主张近代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一些论著也不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往往是搬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词句,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他们参加社会史论战,正如胡秋原后来所承认的,“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18〕.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反对和排斥,还要经受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史论战中初试锋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就连顾颉刚也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9〕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并且在史学界拥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关社会史论战的论著之外,抗日战争前出版的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崛起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各个流派的一些理论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其中较有影响的译本有：何炳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李思纯译的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史学原论》等.王造时、谢诒徵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或历史研究法的介绍.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声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这些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们并没有像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学派.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新颖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历史实际的检验面前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使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终归不免成为凋谢的花朵.
　　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史学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在与马相伯联名发表的宣言中,列举历史事实,驳斥日本散布的“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谰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学者编写多卷本的《东北史纲》,意在阐明东三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顾颉刚还主持编印通俗读物,在士兵和民众中宣传抗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积极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范文澜、何干之、华岗、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等,也都参加了抗日的实际工作.
　　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以往论者一般认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在前一书中指出北魏、北齐通过不同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传统华夏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成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在后一书中,他提出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开始,关中本位政策逐渐被破坏,至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转为内廷宦官勾结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尽管在治隋唐史的学者中间有不同意见,但至今对史学界仍有重大影响.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虽以考据的形式出现,实则深寓提倡民族气节、抨击奴颜事敌的民族败类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出版的实证史学的重要专著还有：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劳干《居延汉简考释》,王伊同《五朝门第》,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和《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太平天国杂记》,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实证方法撰写的史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许多领域,新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齐思和之于先秦史,孙毓棠、劳邨之于秦汉史,周一良、贺昌群之于魏晋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邓广铭、张荫麟、陈乐素、聂崇岐之于宋史,陈述、傅乐焕、冯家升、韩儒林、翁独健之于辽金元史,吴晗、王崇武、李晋华之于明史,郑天挺之于清史,全汉升、杨联升之于社会经济史,白寿彝之于民族史,谭其骧、史念海之于历史地理等.这期间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实证性的学术论著不同,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历史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投降派辩护,引起的争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进入奴隶社会,修改了他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见.吕振羽和翦伯赞充实了西周封建论的体系和论点.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形态,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点.与实证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庐和杜国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由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个观点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较先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迎合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鼓吹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战初期,吕振羽、华岗、吴泽等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他所写的有关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论文,也都隐含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和腐朽统治的革命义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用许多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因而它一问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遭到严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胡绳在抗战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冯友兰的“贞元三书”.他肯定冯、钱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劳动,但同时也指出他们唯心史观和复古倾向的根本错误.1940年,正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和加强法西斯统治时,林同济、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编辑大公报副刊《战国》.他们宣传尼采的超人论、英雄论,认为民众只该受支配,供驱使,为专制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张目.胡绳等对“战国策”派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进行了批判.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而实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说,明朝是“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覆灭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内忧”,给日寇“外患”造成了机会.陶希圣在《读〈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更毫不隐讳地说,该书的出版就是要人们“皆以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厉今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政治意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热情赞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发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围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则把郭沫若的文章印发全党学习,要求全党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胡适这时宣传“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鼓吹“发明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颗恒星”一样重要,劝导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这位曾经对近代中国史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终于下定决心充当“过河卒子”,使自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牺牲品.而许多正直的史学家,通过现实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已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时期一方面积极参加思想战线的斗争,另一方面撰写了一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科学性的史学论著,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吴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杂文,其中部分篇章收入《历史的镜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