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失败原因

篇一：告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安禄山

告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安禄山

本书对安禄山研究有重要推进的应是安禄山身世的廓清及其目昏、易怒最后惨遭斫腹身死之谜的解析，另外，玄宗对安禄山有反叛之心明明有所察觉却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服，相反却“赐浴华清池”，书中对其原因也作了合理而细致的考察。

国人应该都知道安史之乱，也会知道安禄山这个名字。这个跳起胡旋舞来“疾如风”的胖子深得玄宗宠爱，甘为杨贵妃义子，且巧舌如簧，深谙献媚之术。当玄宗问起他的大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时，安禄山巧妙应对：“只有赤心一颗。”除了这些模糊的轮廓，我想一般读者对安禄山的了解不会太多，而这本《安禄山服散考》（以下简称《服散考》），借助人类学尤其是考古学等资料，对安禄山的身世、事迹及往者存疑处作了一全面观照，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安禄山别传，这部问题意识极强的著作虽然部头不大，涉及的方面却不少，全书通篇均旨在呈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安禄山。

书中的章节题目起得颇有意思，现不惮烦迻录于此：身世；斗战神；金鸡帐与重床；莨菪子；助情花香；安禄山服散考；炼丹与服食；善相的玄宗与禄山的痣；厌胜禄山；赐浴华清池；陵墓，并附有章怀太子墓壁画与李守礼、唐章怀太子的两京宅邸。因而，书名《安禄山服散考》所涵盖的其实仅仅是正文内容的一部分。作者在序言中讲到：“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杂色拼盘，将不同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意在表达安禄山种族文化及其服散的状态和陵寝的可能形态、帝王道士唐玄宗的宗教实践及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笔者看来，对安禄山研究有重要推进的应是安禄山身世的廓清及其目昏、易怒最后惨遭斫腹身死之谜的解析，另外，玄宗对安禄山有反叛之心明明有所察觉却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服，相反却“赐浴华清池”，书中对其原因也作了合理而细致的考察。

关于安禄山的身世，根据《新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记载，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如下：安禄山为营州杂胡，是身为突厥女巫的阿史德氏向轧荦山神祈祷求子而得，故初名阿荦山，本姓康，后随着母亲的再嫁，又冒姓安，更名禄山。此即安禄山的大致身世，而对于其中近乎神话式的向山神祈祷得子、女巫携子再嫁将军等不可按常理理解的行为，作者通过翻检史料，结合人类学知识，认为安禄山不知生父，与古代北方诸民族的婚前性自由与非婚生子的婚俗相关，而托姓“昭武九姓”（《新唐书陶瓷钢管www.yunxianhuo.net》载：“康者??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中的首姓——康姓，其目的是以此来美化、神化自身，藉此抬高自身的地位。我们知道，中古门阀制度影响既深且巨，至唐时虽有衰弱之势但仍左右着时人的观念与看法，攀附高门的途径之一便是与大族通婚，太宗朝名臣魏徵与旧族联姻便是明证。即使通婚不成，假冒大族出身也不失为一种办法，陈寅恪先生曾就李唐出于陇西李氏作了考证，认为其祖先要么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要么是其假冒牌。魏徵自称巨鹿魏氏，按照唐长孺先生的说法，则“可能是依托”（详《魏晋南北朝史三论》）。胡人沾染中原习俗既久，借助望族、大族抬高血统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神话自己的出身更有助于稳固安禄山在本族战斗神的地位，此种神话与现实一结合，安禄山军事领袖的地位便无人可撼动了。而女巫得以再嫁将军，一方面与前揭所说非婚生子习俗有关，又与安禄山母亲的身份有关，其母名义上是女巫，确切的说是“鼓舞以事胡天的女舞者”（《服散考》，第24页），又因信仰祆教的昭武九姓将领喜用鼓乐祭祀，因此，“可能正是在这种场合之下，安延偃将军发现了作为鼓舞女巫的阿史德氏，好感顿生并娶其为妻”（《服散考》，第25页）。非婚生子能为强调女贞的祆教徒接受，也说明突厥地区祆教与当地习俗结合进而完成了某种程度的本土化。

作者结合吉美石棺床背屏6的图像等考证后认为，安禄山坐金鸡帐、踞重床，这种中亚粟特显贵的身份展示，实是其种族文化的反映。安禄山还服用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其实服散在魏晋时就颇为盛行，何晏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从上述何晏的话可看出，服散可以治病，五石散做药用见于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记载。服散之后要及时行散，衣服不能穿太厚，要冷食，冷水洗，且起居之处也不宜温热。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及服散：“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所谓“轻裘缓带、宽衣”，不过是方便行散罢了。如果服散违失节度，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而安禄山“目渐昏，至是不复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安禄山自起兵以来”条）则恰恰符合服散失节之病症，这一病症并非个案，唐宪宗“惑长生之说??令其（柳泌）采天台药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帝燥益甚，数暴怒，责左右，以致暴崩”（《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既然服散危害如此大，信奉祆教的安禄山为何要服散？书中给出的解释是“一方面跟当时服散的社会风尚有关”，“一方面恐还有以此靠近、亲近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用意”（《服散考》，第153页）。安禄山的良苦用心得到了玄宗的回应，因服散后沐浴可解散，于是，赐浴华清池便可理解了，“玄宗此举恐并非简单的恩宠和拉拢，更是为服散的安禄山解散”（《服散考》，第171页）。

纵观安禄山和玄宗之间的互动，除了为人所知的赐坐金鸡帐、赐浴华清池、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等，《服散考》还为我们披露了安禄山向玄宗进献助情花香（媚药）之事，这正契合这位道士皇帝的心意。众所周知，玄宗信奉道教、尊崇老子，而炼丹服散也成了晚年玄宗的生活日常，玄宗企图通过此途径收获长生延年之效。服散这一行为，经由耽声好色的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承祖《寒食散论》），玄宗自然也不例外。而经作者考察，玄宗无缝钢管www.yunxianhuo.cn与安禄山的关系既亲密又微妙，玄宗一方面赐浴华清池，为安禄山解散，一方面明知安禄山不谙解散之法，却将炼丹的“灶台”赐给安禄山（详《服散考》，第153页），甚至希冀用道术厌胜安禄山，关于这一原因，《服散考》专辟两章，即《善相的玄宗与禄山的痣》《厌胜禄山》，试图向我们解释玄宗对安禄山反叛有察觉却并未及时剪除的原因。

在众多安禄山研究著作中，要想推陈出新确实不易，这不仅要求作者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及跨学科研究的能力，还需要缜密过硬的考证功夫，《服散考》之新，就在于其中一个个小细节的详考与论证，此处仅举一例为证。安禄山暴戾无度的性格最终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什么都看不见的安禄山在床上被残忍地斫腹，“肠溃于床，即死”（《新唐书·安禄山传》）。而其尸身则被安庆绪等人用毡罽包裹，就近埋入床下挖的坑中。对于这一叙述，我们一般不会加以注意，而《服散考》则借助人类学有关知识，认定安庆绪等人掩埋安禄山尸身的行为是祆教徒特有葬俗的具体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信服又耳目一新的观点。

在本书中，除了常见的正史资料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图片及大量的考古资料。在获取有关安禄山这一重要人物的有关史料时，我们不妨对这些古代器物的形制及功能做一了解，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形象日臻丰满的安禄山，还能对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以及中晚唐的政治生态有更深刻的理解

篇二：安史之乱原因及影响

原因及影响

摘要：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朝由盛转衰，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一介天朝为何如此不堪一击，造成此局面的安史之乱的原因为何？它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究。 关键词：安史之乱 安绿山 杨国忠 原因 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经济方面：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其《忆惜》一诗中，所倍加赞誉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国富民殷，繁荣昌盛，祥和安泰的表象背后，作为奠定开元天宝社会经

济繁荣昌盛的基础——均田制由于土地的买卖和兼并的日益猖獗却在悄悄瓦解。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对此曾云：“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2）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崩溃，农户的大量逃亡，致使建立于均田制之上的作为唐王朝武装力量基础的府兵制亦遭到空前的破坏，无法照样维持下去。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在统治阶级内部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他专权用事飞扬跋扈，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唐朝初年，边镇

的将帅多由名臣出任，而且“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但李林甫执政后，为了堵塞“边帅入相之路”（3），保住自己的的宰相地位，极力提拔安绿山，安思顺等素名无望，地位不高的将领为节度使。节度使随着其实力的恶性膨胀，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与朝廷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安绿山正是利用唐王朝的内外矛盾，实力日趋衰落的情势二起兵反唐的。因此不得不说李林甫为安绿山的反叛助了一臂之力。继李林甫之后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杨国忠曾“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4）向唐玄宗告状，后安禄山以“清君则，诛杀杨国忠”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叛唐，司马光曾说：“安绿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怠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5).即安绿山与杨国忠之间的政治经济的方面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才是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之后各种矛盾交织，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

在民族矛盾方面：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赢得部分人心。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发局部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

1.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2.边患严重：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3.宦官擅政 ：宦官乘安史之乱，得以掌握禁军，左右朝政，又与大臣互相勾结，排斥异己，终酿成宦官之祸及朋党之争。

二）经济方面：

1.物资短缺 ：安史之乱，地方残破，物资短缺，造成物价飞涨现象，

例如米价比开元时高涨三百多倍，斗米万钱。且回纥恃助唐平乱有功，缴索岁帛二万匹，由是中央经济日渐枯竭。

2.增加税收： 安史之乱，人民流散，户籍散佚不少，使「租庸调制」遭受严重破坏，国库岁入大减，因而另立名目，徵收其他税项，以资弥补，致影响民生。

三）社会方面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总括而言，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转衰，可说是中国 历史上盛衰的分界线。 及至宋元明清等代，亦未能使国势超越閞元之盛世，故安史对中国的破坏力很强，对中国的影响甚大。

篇三：唐朝中期的变乱

唐朝中期的变乱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边兵尾大不掉

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一》。。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

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②。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③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③ 《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安禄山叛唐

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④。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④ 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5 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①。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6）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

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

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①。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61）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6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①。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

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藩镇林立

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6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

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①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①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

篇四：简析安史之乱爆发原因

简析安史之乱爆发原因

2013级历史系 邓卜强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成为过去，唐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一蹶不振。关于这场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叛乱起因，历来是唐史研究的重点，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众说纷纭。我根据这些见解对安史之乱的背景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安史之乱爆发的有诸多因素，下面我从唐玄宗个人施政和唐后期的社会危机来进行分析、阐述：

唐玄宗在统治前期，励精求治、改革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生活节俭，去奢省费，开创了唐代的繁荣景象，使唐出现了的“开元盛世”，但是盛世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玄宗并没有善始善终，曾经的勤于政事、政治清明、广开言路的唐玄宗到了开元中后期政治上安于现状，不图进取，任用奸佞之臣，生活上失去自检，奢靡腐化，追求安逸享乐，并对神仙符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夭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练习礁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这时的玄宗变得挥金如土，与以前的玄宗大相径庭。自开元二十八年杨贵妃入宫后，玄宗更是沉溺声色，怠于政事，一心纵欲享乐，赏赐无度。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选，又数百人，贵妃姊三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每构一堂，费千万计。这些都是从民间百姓搜刮来的脂膏，现在只为得一美人笑如此的奢华，使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引起的百姓的不满易导致农民起义，激起社会矛盾。

唐玄宗不仅在政治生活上变得奢华腐败，由骄侈心代替求治心，同时在对待边疆问题上变得好大喜功，重视边功，这就导致边将邀功贪赏，无顾挑衅，发动了许多不义战争，例如南诏天宝之战，就是这些不义战争的组成部分。“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又安，财力殷盛。开元已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吞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赐之极，骄矜遂增。”从皇帝岛宰相再到镇将，大家都像中了战争的魔一样，这些不义战争弄的沿边地区不安，内地人心骚动，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国力，是矛盾至于表面化。唐玄宗后期腐败统治，不问政事，奢华的生活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呈现出来，为那些有野心的节度使发动政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帝王的特殊地位，他的思想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帝王可以把一个时代引向繁荣也可以造成倒退，唐玄宗后期施政奢华腐败的统治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除了玄宗个人施政因素外，朝内还存在许多社会危机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在政治上，玄宗后期，朝纲败落，官僚阶级高度腐败，任用奸相，将相不和使朝内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奸佞之相掌权，使吏治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堕落，谗佞之风日益猖獗。世谓“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之相李林甫，出入宰相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费尽心思讨好皇帝，最后成了玄宗身边的大红人，为了专固相权，杜绝文儒之臣以战功进而引用藩将，“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人相之源，尝奏曰:‘文

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

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人相之由。然而禄山竞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李林甫为了自己的权利推荐安禄山等任职节度使，导致最后边防的兵权落入了安禄山手中，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继李林甫上台的杨国忠也是谄佞之徒只顾偱私误国，公行贿赂，妒贤嫉能，依仗杨贵妃而得势，骄纵跋扈，不可一世。杨国忠以谄佞得官，自然也要求别人这样谄媚于他，对不谄媚者一律进行打击和排挤，安禄山正是因为不买他的账，他以私愤多次来激他，让他叛乱造反，来让自己取信于皇帝，这就造成了将相不和，争权夺利，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最终成为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导火线，遂酿成“八年安史之乱”。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个奸佞之相在独揽大权，使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是唐后期国家最终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不仅仅是奸佞当道是朝纲腐败，玄宗统治前期广听进谏，鼓励直言，先后重用姚崇，张九龄等贤相，使国家出现“开元之治”盛世，但是到后期玄宗志得意满，其奢侈之欲胜过求治之心，拒谏饰非，洗谄悦媚，重用奸佞之人，听信谄言，许多贤相忠言进谏李林甫明目张胆地进行阻挠并用恐吓手段杜绝言路，闭塞玄宗耳目，他以谄言中伤敢于直言进谏的中书令张九龄，使其被贬自己当上了宰相掌握大权。据史料记载:“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自此，群臣慑于李林甫的淫威，不敢再向玄宗进谏。安禄山叛乱图谋许多大臣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玄宗不予理睬大臣不再敢进言。这谄佞之风使统治者骄奢，以致堵塞言路，用人失误掩盖了危机这就是导致唐后期国事衰颓危机重重的又一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治世盛世，都离不开圣君贤相的努力，而衰世乱世，必定有昏君奸人的作祟。

在经济上，唐前期以均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小农经济日趋破坏和摧毁，以土地兼并为主要形式的大地主垄断经济畸形发展和恶化膨胀，王公百官放肆掠夺民田，扩展庄园，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都会兼并土地，是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这些官僚、宦官、僧侣、地主豪商的掠夺兼并下，唐初期农民的分到的土地，至开元天宝年间大批农民失田失业，到了破产流亡的绝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为无家可归游民和逃户。《通典》中说：“国家自真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比隋氏。盛唐之迈于两汉，豹箭天下编户合跳元始之简，而名籍少三百余万。”并指出这是因为“所在隐诵之甚也”。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导致政治的腐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吞占大量土地，在政治上也成为掌握国家实权的力量。唐后期政治经济上的腐化还不足以使安禄山发动叛乱，更主要的是在军事上所占的优势，给安禄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发起叛乱。 在军事上，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的终止，府兵制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严重，同时，府兵制的地位大为降低，以致兵士执僮仆之役，备受将领厚待，人们不愿再充任府兵，所以它不能再担当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于天宝八载折冲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除。《新唐书》卷五零《兵志》记载:“天宝八载(749)，停止折充府上下鱼书，是法令正式承认‘无兵可交’，停止上番的事实，折充府的活动乃全部停止。自此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把大量招募的士兵集结在边疆重地，使得边疆集中大量的冗兵，而关中地区的兵员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形成了内轻外重的政策。吕思勉先生所言，“当时，天下兵力，实以西北二边为重，以唐所视为大敌者，实为突厥与吐蕃也。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驭之亦较严。朔方、河、陇，多以宰臣遥领，或将相出入迭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

吐蕃之比，故唐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硅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机，盗窃兵权矣”通过招募来的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边境的节度使手中。节度使制度正式形成于唐睿宗景云年间，并逐渐职官化，以前的节度使是为了加强边防重地的军事指挥而临时派出的，事罢而省，无自己的辖区，不设官属，只掌管军权，其所辖州、县、行政、财政多由朝廷另派官吏管理，到景云年间的边防要地东北、西北，设置的幽州节度使河西节度使已有固定的镇所，明确的辖区，这意味着节度使在事实上职官化，军事上有重兵的节度使，其权利不断扩大，成为唐朝边防统帅的主职，玄宗先后设置了八个节度使，连同景云年间设立的两个共十个节度使，拥有兵力40余万，而当时中央禁军仅12万人，内轻外重的局面严重，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割据局面，这些招募来的兵，都是进行过特殊训练的，有优厚的待遇，他们都死心塌地的跟随着主帅，形成以节度使为首脑的军事集团，节度使的职官化和权利不断扩大，官属机构完善和庞大，其位高权重，其出行巡查，八面威风，据史料记载：“受命之日，赐双族双节，得以专制军事。行

则建节，树六在，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族幢居中，大将鸣坷，金征、鼓角居后，州县资印迎于道左。”玄宗后期节度使地位逐渐上升，这就使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出现，尤其是安禄山、史思明等有有野心的节度使使藩镇势力恶性膨胀最后引起叛乱。

唐玄宗后期的个人施政上的腐败和朝内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危机安禄山这些蓄谋已久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安禄山拥有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大军，据有华北、东北广大地区，威势赫赫，他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地位，完全因为他取得了唐玄宗的宠信，他能够摸透玄宗好大喜功的心理，经常挑起边境事件，诱捉外族边民，谎报战果，就此官位逐渐提升，不断立战功，取得玄宗信任和宠爱，最后进封为东平郡王;安禄山还经常贿赂玄宗左右，让他们在玄宗面前多说好话，终于打通了通天道路，从而使自己能青云直上，安禄山知道李林甫的地位，便多言奉承，博得其欢心，他得到皇帝的宠信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得到玄宗的喜爱也是因为玄宗喜欢被奉承的心理，他会不失时机的向玄宗献“忠心”，唐玄宗不会知道在他“忠诚”的外表下暗中却早已准备力量，伺机叛乱，以夺取唐中央政权。他利用民族矛盾，建立以胡人为主的叛乱领导集团，在中间故意挑起民族矛盾，帮助唐镇压少数民族，采用恶劣的手段杀害边疆少数民族，立下许多战功来取得皇帝的信任，同时还拉拢少数民族被俘人员为他利用。据记载：“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俘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亲自慰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少数民资为核心的叛乱领导集团。重用野心勃勃的安禄山是唐玄宗为自己掘坟墓，不仅采取各种欺骗诱惑君主的手段爬到三镇节度使地，掌握十八万大军.早已超过中央军队的三分之一，这步步青云早已经远远超过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的野心，在这种条件优越的前提下，安禄山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冬公开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总之，安禄山叛乱是以唐玄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没有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未能制定出正确的决策而一手造成的，政治的腐朽，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的瓦解，边防节度使权利的膨胀给安禄山提供了发动叛乱的可乘之机，使唐逐渐走向衰落。

篇五：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及影响

试述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及影响

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安禄山长大以后，膀阔腰圆，满脸胡须，狡黠奸诈，凶狠毒辣，善揣人意，长期生活在北方多民族杂居地，史箤干(史思明)一同长大，如同兄弟，两个人都以凶猛善斗闻名。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商人。 安禄山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

安禄山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其内心则狡黠异常。他命令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或有应上的笺表，骆谷也代作上通。他每年除献俘以外，所献杂畜、奇禽、异兽等珍玩之物相望于道，“郡县疲于递运”，安禄山却以之博得玄宗的恩宠。

其时天下承平岁久，玄宗春秋渐高，嬖幸艳妃，骄情荒政，李林甫独专大权，纲纪大乱。安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于是安禄山表面上对玄宗忠诚无二，暗中作谋反准备。他以防御敌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了雄武城，里面储藏了不少兵器和粮食。安禄山叛乱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十一月八日，恰巧奏事官从长安回到

范阳，安禄山很快伪造了诏书，立即召集诸将，把假诏书展示给诸将看，并说：“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诸将听后，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有异议。接着，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将领皆随他出战。除调动本部兵马外，又征调了部分同罗、奚、契丹、室韦人马，总计十五万，号 称二十万，连夜出发。次日凌晨，安禄山出蓟城南，检阅了军队，并举行誓师，以讨杨国忠为名，并于军中张榜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挥师南下。安禄山乘铁甲战车，“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事前，安禄山已命其将何千年、高邈等率二十名奚族骑兵，以献射生手为名，于十日抵达太原城下，北京（唐以太原为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被何千年劫持而去。安禄山责备他依附杨国忠，斩首示众。太原及东受降城先后上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

唐玄宗待安禄山如此之好为何他还要造反？

原因：

一）玄宗荒怠政事 —— 玄宗晚年沉溺於酒色之中，他怠於政事，不纳忠言，政事全委於李林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专权十七年，杨国忠继之，他们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

二）用蕃将为边帅 —— 唐初所用边帅，多为忠谨之臣，若其治绩卓著，往往入为宰相。李林甫为久安相位，遂议以胡将为边帅，以杜绝边帅入相之途。玄宗竟用其议，擢用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为边帅，镇兵

亦用胡兵，他日安史之乱，遂由此而起。

三）节镇日益坐大 —— 高宗时，节度使非正式之官，及玄宗时则成为一个极大职权的地方镇守官，拥有行政、兵马、财政等实权。按当时十节镇的兵力为四十多万，

中央只得不过十万兵，外重内轻，易生叛乱，唐室由盛转衰，关系在此。

四）府兵制度大坏 —— 唐代前期所行的府兵制至高宗时大坏，天宝初年，扩骑法又坏，守卫京师之扩骑，全由招募而来，多为游好闲之徒，不务正业，入伍以后，又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绝无战斗能力，安史乱兴，遂不能御。

五）将相不和 —— 安禄山原是营州胡人，曾任互市郎（翻译官）一职，后来得到玄宗宠信，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势力强大，蓄谋异志。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屡次向玄宗说安禄山将反，安禄山遂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叛唐。 安史之乱之后给唐朝各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

1.藩镇割据 —— 安史余党，讨贼有功之将领等，唐室各授以镇帅，各拥兵割地。唐室不能制，形成日后藩镇割据之祸。

2.边患严重 —— 安史叛时，朝廷抽调西北兵平乱，於是边州无备。吐蕃乘虚而略取河西，陇右之地，威胁西京；又联合南诏，诠窥西南。东北之契丹又乘虚进入塞内，至令唐室有后顾之忧，终至一蹶不振。

3.宦官擅政 —— 宦官乘安史之乱，得以掌握禁军，左右朝政，又与大臣互相勾结，排斥异己，终酿成宦官之祸及朋党之争。

二）经济方面：

1.物资短缺 —— 安史之乱，地方残破，物资短缺，造成物价飞涨现象，例如米价比开元时高涨三百多倍，斗米万钱。且回纥恃助唐平乱有功，缴索岁帛二万匹，由是中央经济日渐枯竭。

2.增加税收 —— 安史之乱，人民流散，户籍散佚不少，使「租庸调制」遭受严重破坏，国库岁入大减，因而另立名目，徵收其他税项，以资弥补，致影响民生。

三）社会方面

1.北方人口锐减 —— 安史之乱，祸延今之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各省叛军所过，人民不死於兵祸，则流亡他地，数百里内无人烟，出现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现象。

2.政治、经济、

文化重心南移 —— 黄河流域，经九年战争，社会战火摧残，破坏不已，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加速向南迁移。

总括而言，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转衰，可说是中国 历史上盛衰的分界线。 及至宋元明清等代，亦未能使国势超越閞元之盛世，故安史对中国的破坏力很强，对中国的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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