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心中.
第一是耻不如人.清华起初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的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三十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出国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58年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重视实干.早在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坚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与文科不同.罗素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史》第６页,商务,82年版）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 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