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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足”,或作“知止”、“知足”,出自《老子》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功成身退,天之道”等语.汉宣帝时,疏广本其意而自谓“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班固写他的传,称赞他“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这些话,成为士人常用的格言,疏广受到不少人的崇扬.《抱朴子·外篇》有《知止》篇,《颜氏家训》有《止足》篇.记载当时历史的各家著作,又不乏有《止足传》的,《梁书》只是其中的一部.
《甘二史札记》云：“梁书有不必立传而立者.‘处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门.其序谓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灵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亦有知足传（赵氏原注：“今沈约书无此门,盖徐爰旧本也”）,故梁书亦存此门.然所谓知足者,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者耳.传中如顾宪之政绩,自可立良吏传.其馀陶季直、萧素辈,传之不胜传也.”赵翼这段评语,未必正确.
叙述朝代兴衰存亡的史书,专辟知足传,实反映当时士人常见之心态,乃史学史上值得注意的重要迹象.然其他诸书均已亡佚,赖《梁书》独存,得以略窥此中消息.而姚思廉之写此传,自有其取舍标准,并非只是效法前辈史家.他指责鱼豢“方田（畴）、徐（庶）于管（宁）、胡（昭）,则其道本异”,谢灵运“先论晋世文人之避乱者,殆非其人”.在他看来,“唯阮思旷（按指东晋“屡辞王命”的阮裕）遗荣好遁,远殆辱矣”；列于徐爱宋书《止足传》的羊欣、王微,咸其流亚；南齐名儒刘瓛“辞禄怀道,栖迟养志,不戚戚于贫贱,不躭躭于富贵,儒行之高者也”.他之所以将顾宪之、陶季直、萧素列入《止足传》,无非是因为他们均淡于荣利,晚年辞官还乡,或“独居屏事”,甚至“家徒四壁”、“不免饥寒”.与当时那些“怀禄耽宠,婆娑人世”之流显然不同.
《晋书·庾峻传》云：庾峻将士人分为“朝廷之士”与“山林之士”两大类,又将“山林之士”区分为三类.“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后两种人,虽非“隐逸”、“高士”,但能知止而远耻辱,亦属“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的“避宠之臣”.其实,“知足”者的身份和情节,因人而异,颇有差别,今将见于《梁书》其他列传号称“怀止足”、“图止足”的齐、梁士人略予介绍如下：
《江淹传》：“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这位诗人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滞瀛泽.”（见《全梁文》）更清楚地表明：所谓止足之事已备,归身草莱,就是已登上了很高的官位,可以过神仙般的日子,恣意行乐了.
《何胤传》：“郁林嗣位,胤为后族.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后来,何胤卖园宅隐居会稽若邪山.萧衍致书云：“若邪擅美东区,山川相属；前世嘉赏,是为乐土”,“想恒清豫,纵情林壑,致足欢也.”何胤以贵显而退居山林,生活条件无疑比较优厚.
《沈约传》：“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情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沈约热衷于追求荣利,却打着“止足”的幌子；在与徐勉的信中竟说任东阳太守时已“意在止足”了.
从上引诸例看来,所谓“怀止足”、“图止足”的士人,固然有终老山林者,也有辞官还乡者,更有如王僧孺在《詹事徐府君集序》中所说“入朝廷而靡异山林”（见《全梁文》）的在朝之士.他们之所以“止足”,具体动机又很不一样.有的是年老辞退,不图仕进；有的是谋清闲,过舒适安逸的日子；有的是畏避权贵,怕卷入政治漩涡；有的是感觉危机四伏的朝廷不可依靠而持冷漠的态度,以示有一定的距离.



2 说《梁书·止足传》
政治上如何免祸?生活上如何过得好?是当时士人考虑最多的大问题.萧绎《全德志论》：“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见《全梁文》）肖绎的身份当然比较特殊,但他这句话,确道出了一般士人全身行乐的共同意愿.
就全身与行乐两者关系而言,全身是前提.《颜氏家训·养生》：“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这种企求保全性命于乱世的呼声,在士人中颇具代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长期统一、相对安定的汉代显然不同.在这数百年内,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即使在一朝一代之内,统治集团间的互相残杀,也层出不穷,史不绝书.在此不必赘言.险恶的政治风浪,正如《抱朴子·知止》所形容的那样,实为“矰缴纷纭”、“坑阱充蹊”.葛洪深感处身于其间的士人,无异“托巢于苇苕之末”、“偃寝乎崩山之崖”；认为智者当知避祸之道,善于自处：“告退避贤,洁而且安,美名厚实,福莫大焉”；“知进忘退,希不沉溺”.他借古喻今,反复说明“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无足者祸之所钟也”.葛洪发挥《老子》知足思想所写的这篇文章,最突出的内容,在于告诫人们应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参与政治只能适可而止.这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对那些企图保全个人和家族的生命、财产及名声的士人有相当影响.南朝出现一批姿态各异的号称“怀止足”者,并非偶然.《十七史商榷》没有分析这个时代的特征,于《魏略》至《梁书》几部史籍均有止足传,而《梁书》以后史家无继作者,解释为“俗情不鄙婆娑”,即世俗不鄙薄贪恋爵位,说得未中肯綮.
显然,即使是在东晋南朝,到晚年真心实意止足辞官者毕竟是少数,有些人只是借以故作姿态.大量的朝廷之臣,固然不排除有抱“经世济民”之志者,而“怀禄耽宠”之士确实比比皆是.他们的下场,往往如《颜氏家训·止足》所云：“旦执机权,夜填坑谷.”
贪图享乐是腐朽的士族难以抑制的欲望,而要享乐又必须求富贵.《抱朴子·知止》的后半篇,以大段文字描写那些达官贵人如何恣意穷奢极侈,劝戒他们当知“崇替之相为首尾,哀乐之相为朝暮.”萧绎则云：“人生行乐,止足为先.但使尊酒不空,坐客恒满.”（《全德志序》）就是说：行乐是正当的,但先当知止足.无须多说,要能像他那样优游自逸,得有丰厚的财富.他写这篇文章时,何愁不具备这个条件.谢朏任吴兴太守,“常务聚敛”,正是为他后来“拂衣止足”,筑室于郡之西郭作准备.当时一般官僚欲退居山林,“忘怀自逸”,必须备有足够的“山资”,经营“隐业”.自宋至齐,王裕、王秀之祖孙经营余杭舍亭山的事迹,即是南朝官僚在山林建立隐业的典型例子.
综上所述,南朝士人“怀止足”、“图止足”者,大体是在仕途上攀登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辞官或减少政治活动；又往往积累了一定的资财,找个山青水秀的去处,筑室而居,以达既全身免祸,又纵情行乐的目的.什么样的官位是他们希冀得到的呢?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云：“二千石,汉人谓之大官……自汉魏以来,仕途险巘,一般浮沉于宦海者,率以为持盈之限.”陶季直“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上引疏广、江淹的话,均可证明这一点.颜之推服膺其九世祖颜含“仕宦不可过二千石”之言,而又说：“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颜氏家训·止足》）照他的说法,不但高于中品者,连低于中品者,也难以免耻辱,无倾危.他在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并未告退,据他自己在家训中解释,一个重要理由,是怕“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终制篇》）.他原是梁朝的散骑常侍,“三为亡国之人”,在物质享受上当然不能如在梁朝那样,存过高的奢望；但也希望有良田十顷,蓄财数万,堂室可蔽风雨,车马可代杖策,并希望有二十个奴婢供一家二十口的驱使（见《止足篇》）.《颜氏家训》成书于隋初,颜之推可说是出身于南朝士族而写文章谈论“止足”的最后一人.因其经历特殊,文章内容也就不免有自我解嘲之嫌.知足,在抑制个人贪欲方面,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但《老子》、《抱朴子》和《颜氏家训》的知足论都以考虑个人的荣辱、祸福为根本出发点,而完全撇开个人应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如何.这与为保卫民族、人民而不顾个人安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背道而驰.从整体说来,这种思想是消极的.南朝士人安于贫贱的“知足”者,仅仅是极少数,而那些为全身行乐而“图止足”、“怀止足”者的种种表现,正反映了士族的腐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