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事件我们的作业,用哲学上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并写一篇两千字的论文,我不太会分析,得到答案后我会加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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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事件
我们的作业,用哲学上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并写一篇两千字的论文,我不太会分析,得到答案后我会加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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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一点都不夸张.环顾全球,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国非但是犯罪分子摧残戕害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官员（如海关、移民、警察等部门）刁难骚扰的主要受害者,而且还是服务业（如航空公司、旅馆饭店等）肆无忌惮加以歧视的对象.中国渔民在公海甚至在本国领海内都常遭邻国海军的缉捕羁押甚至杀害,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则屡屡成为大规模排外种族暴行的牺牲.不错,各国犯罪和歧视的受害者中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但如此集中而且频繁地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就不是偶然的了.况且中国人受欺负还有两个特点堪称举世无双：一是大国受小国欺负,如在南海欺负中国渔民的都是周边的小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大国欺负小国原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但常受大国如美国的打压,还不断遭受象菲律宾这等小国的欺侮,而且还总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谓世界一绝.二是在本国土
地上受外国人欺负,见诸于媒体上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有关外国流氓公然在中国大街上侮辱妇女、行凶打人（甚至在派出所里还敢打警察）却总能逍遥法外的报道.中国人在外国是少数,所以受欺负；中国人在中国是绝对多数,也还照样受欺负.这样的现象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中国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中国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竟遭此厄运?答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招谁惹谁了,而是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招不惹,连欺负自己、虐待自己的恶人都不敢招不敢惹,结果就招来天下人都来欺负中国人.
数年前,美国旧金山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入户抢劫、强奸、杀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其受害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华人.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人们立刻怀疑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调查的结果却发现,这批罪犯根本与种族主义无涉,他们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其原因只有一个,而且特别简单,那就是：没有反抗、没有后果.据罪犯供述,华人在遇袭时反应最温顺：乖乖就缚、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更不用说出庭作证了.其结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继续为害.据报载,类似的悲剧在美国其他地方、在法国、俄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在不断重演.
没有后果!这就是全部答案!没有后果就意味着歹徒和罪犯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鼓励犯罪呢?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就必须让侵犯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当这代价大到超过了侵犯者从侵犯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时,才能有效地消除侵犯动机.这一简单的生存之道是自然的法则,连许多低等动物都本能地深明此道.蜜蜂对侵犯蜂巢者必定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工蜂蜇刺后即亡）.对于每个工蜂而言,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行为,但对于整个蜂群的生存乃至蜜蜂这一物种的延续,却体现出自保的最高理性.
在人类社会中,特别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生物界的这一生存自保之道被弱小者借来作为抵御强大者的威慑武器.美国开国之初,面对实力悬殊的强敌英国,不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死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攻击的响尾蛇（尾部画有13个响环以喻美国十三州）,下面还有一行字“别踩我”（Don’tTreadonMe.）.如今时过境迁,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可害怕了,可是这一图案却成了流行的招贴画,因为它表达了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价值观.二百多年来,让侵害者付出难以承受之代价这一信条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有效护身符,使美国成为遭受侵犯最少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向以中华文明中的圣贤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国的先贤圣哲却从未把这一生死存亡之道教会国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即使被动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列,而须代之以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以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规范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显出其软弱无能的劣势败下阵来.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彻底屏弃软弱无能的处世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外交哲学.否则,如果继续一味以“和道”、“恕道”同异族打交道,中华民族恐怕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让侵害者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的前提是清算罪行、追究责任.然而这正是“对日新思维”论者竭力反对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恐怕同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这样的思想家、战略家不无关系.中国人要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传统思维方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效法成功民族的榜样.
这个榜样不是别人,就是与中华民族同为二战中受害最烈者的犹太民族.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中国人满意?许多中国人都举出德国作为真诚悔罪的例子.但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德国的真诚悔罪并非全出自自发,而主要是通过全世界犹太人全力以赴、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争来的.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人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都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已经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其效果则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却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著称,亲纳粹言论在言论自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威力之大.直到今天,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电影而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人流泪,他们还在把漏网逃亡的纳粹罪犯捉拿归案、交付审判,他们还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控告德国政府或公司以获得巨额赔款.他们从未厌倦过,也从不敢懈怠,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关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
对比之下,中华民族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作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所作为当使每一个中国人汗颜.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约3,500万,是犹太人被害人数约600万的六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百分之一.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更严重的是,中国人从未象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曝露于世人面前,以致世界上大部分人,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一代,对此都不甚了了.随着亲身经历那场灾难的一代人逐渐逝去,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将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没、被淡忘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指望日人认罪、服罪?因此,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会说,日本侵华罪行是个老伤疤了,何苦再去揭它?这个比方打得好.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伤口从未得到有效清理,所以尽管老伤疤的表面可能已经结痂,但里面却还在发炎化脓.这样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愈合.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彻底清创,也就是彻底清算日本的历史罪行,迫使日本认罪服罪、道歉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彻底清算而不是“新思维”所主张的绥靖退让,才是真正从根本上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才是真正从长远出发,着眼于未来的明智之举.
可以肯定,那些貌似公允、假装崇高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们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来攻击被他们冠以“狭隘”、“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彻底清算日本的历史罪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这些“理想主义”的“世界公民”们对中国人中本来就很微弱的民族主义的无情围剿.现在该是为民族主义正名的时候了.其实说白了,民族主义无非两层含义,一是民族认同,例如中国人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不是想当“一夜美国人”—或日本人；一是爱我同胞,而不是对内狠对外亲.从民族主义的本义中是绝对推不出那些强加于它的罪名的,如“排外”、“仇外”、“闭关自守”或“扩张侵略”等等.用极端民族主义的罪恶来抹黑民族主义是拙劣而又幼稚的偷换概念把戏：世界上有什么好事的前面加上“极端”二字能不变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