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翻译 从“凡治国之道”到“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治国》翻译 从“凡治国之道”到“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治国》翻译 从“凡治国之道”到“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治国》翻译 从“凡治国之道”到“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大多治国的道理,一定先使百姓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人民富裕就会安稳的待在家乡重视家庭,安稳的待在家乡且重视家庭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从前,历代的君主,法规不一样,命令不同,却可以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是农业,一年仅收获一次,就每月而言,几乎全是付出劳动,按全年算,方可能有剩余.然而,官府征税又强制迅速,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逃到其他国家的人施行处罚,却仍然不能严禁逃到其他国家这类事情发生的原因是,粮少且农民没有积蓄.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很长,是储藏粮食的合适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子女而换取粮食的原因,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各阶级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不会相差太多.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社会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才是成王业的方式.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称王.粮食,能够聚集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失误都一起来了.舜为民兴利除害发展农业,所以人们归附于他.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然而百姓都归附于他,因为离开他必定有弊端,跟着他必然有利益.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说兴利的事物,就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物.所说的除去不好的事物,就是禁止那些对农事有害的事物.农业繁盛那么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故乡而重视家庭,安于故乡而重视家庭则即使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归功于粮食充足的原因.居住不发展农业那么粮食一定会少,粮食少则人民就会贫困,百姓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一定有效,君主命令不一定有效那么禁律也不能做到一定会制止,法律的禁止不能完全制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一定会胜利,防守不一定会牢固,这叫作不能长久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粮食,是君主应重视的基本事物,是作为百姓君主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治理国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