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生活小故事表现主席好的一面,越多越好!

毛主席的生活小故事表现主席好的一面,越多越好!
毛主席的生活小故事
表现主席好的一面,越多越好!

毛主席的生活小故事表现主席好的一面,越多越好!
故事之一, “求书”的故事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的信⑴第四部分求学问题中写到：“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工作,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彷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来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奋发求学.”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信⑵中写到：“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⑶中写到：“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请勿以事小弃置.”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致当时任陕北公学教授的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的何干之的信⑷中写到：“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从上述毛泽东“奋发求学”、“知识饥荒到十分” 、“望得书报如饥似渴,请勿以事小弃置”、 “盼各付我一本”的通信用词中,可见毛泽东求书求学的迫切心境.其中,1929年11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并要求中央寄给党内出版物和代购一批理论书籍.在当时戎马倥偬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这样急迫地提出提高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故事之二, “搜书”的故事
1943年,毛泽东给时任他的秘书胡乔木的信⑸中写到：“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故事之三, “抄书”的故事
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致李鼎铭的信⑹中写到：“《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候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能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故事之四,“摘书”的故事
1937年4月,继艾思奇《大众哲学》出版之后,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哲学与生活》一书.1937年9月,毛泽东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摘录中,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的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艾思奇的论点是：“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
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的这个论点后,写了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座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毛泽东不仅摘录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的论点,而且还为此于1937年致信艾思奇.信⑺中写到,“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挑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据有关资料介绍,艾思奇把这封信读了再读,感到无限亲切.看来毛主席可能是读了他所写的一切哲学著作了,而并不限于《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这从他写的“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句中的一个“中”和“更”就说明了这一切.他读得是那么认真仔细,“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而且要当面告诉”,但不知是哪个地方使毛主席有疑点呀?于是,他又翻开了写有“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的毛主席摘抄的手书来看,他一页一页地翻阅仔细看下去,翻到第14页末尾,看到毛主席写的前面那段话.
故事之五,“购书”的故事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和当时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刘鼎的信⑻中写到：“（二）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故事之六,“借书”的故事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在致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的信⑼中写到,“《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询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故事之七,“荐书”的故事
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信⑽中,强调学习方针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是“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这封信是在中央政治局九月扩大会议期间写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为全党的普遍整风作重要的准备.信中还写到,“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994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读了1930年9月由成嵩翻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从猿到人》一书[书中包括恩格斯的《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两篇和哥列夫（即郭烈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后,致信⑾并将此书推荐给刘少奇.信中写到,“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采,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故事之八,“寄书”的故事
毛泽东给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的几封书信中,向他们指出学习和工作的努力方向,期望他们健康地成长.1946年1月8日给在苏联学习的蔡博等五位青年的信,指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鼓励他们向这方面努力.
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在致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⑿中写到：“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
1941年1月31日, 毛泽东在致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⒀中写到:“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小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收到,真是可惜.现在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
故事之九,“改书”的故事
1940年,毛泽东在致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肖向荣的信⒁中写到,“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望送来看,须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章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
故事之十,“传书”的故事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刘晓、李富春的信⒂中写到：“（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必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故事之十一,“定书”的故事
1936年,毛泽东在致林彪的信⒃中写到：“还有一点就是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请与瑞卿同志考虑这个问题”
故事之十二,“订书”的故事
1941年3月1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重庆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周恩来和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董必武的信⒄中写到,“自三月一日起,请代订下列日报各一份；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及云南各种报纸.并请即向重庆中四路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代购下列书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0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起全要）.以上书刊请妥托该所直寄.又前托购商务版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亦请挂号邮寄.”
故事之十三,“著书”的故事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致当时任陕北公学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何干之的信⒆中写到：“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遂,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据有关资料介绍,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住了10年,他博览群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他的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许多线装的中国史书.在这期间,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共撰写了100多篇文章,后来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有92篇.《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延安时期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