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废除丞相制有何影响?

明朝废除丞相制有何影响?
明朝废除丞相制有何影响?

明朝废除丞相制有何影响?
明朝洪武十三年五月太祖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十五年（1382年）,太祖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1] 朱元璋为什么要废相而设大学士呢?普通认为,朱元璋如此作为的目的是想搞个人独裁.对于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已知的文献中找不出他如此作为是想独裁的证据.

朱元璋并不是从当皇帝之始就不设丞相,一直到洪武十三年才有废中书省的举措,一直到洪武二十八年才有表现出对丞相一职的恨之入骨之情.《明史稿》载：“先是,太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参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中书舍人,分钱粮礼仪刑名营造四部,以条理管辖.十三年,正月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若说朱元璋废相是有意当独裁专制之君,在当皇帝之始就不设丞相岂不快哉?何苦一十三哉劳思费神?要知道,“历朝制度,皆取时宜,况创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洪武朝许士廉语）[2]朱元璋当皇帝时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朱元璋废相必定有其它原因.

《明太祖实录》载,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诏曰：“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讲求官制,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所以内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朕尝发施号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兴废,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口烦.于戏!周职六卿,康庶民于宇内,汉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业,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3]在这里,朱元璋提到了他开始是如何创制的以及现在如何要改制.这里说的比较简单,我们再来看他的几则史料,当更明白.“昔秦皇去封建、异三公,以天下诸国合为郡县,朝廷设上、次二相,出纳君命,总理百僚.当是时,设法制度,皆非先圣先贤之道,为此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干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而致是欤?抑君怠政而有此欤?”[4]“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也.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5]“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6]朱元璋显然认为丞相容易“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又认为元亡的原因在于“政专中书”、 “委任权臣”.因为这些认识再加上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给他的切身体会,朱元璋才决意废相.

《明太祖实录》卷129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明太祖实录》卷239载,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从以上两条史料来看,朱元璋废相在主观上并非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或许更应该说是为了分权制约.其罢中书省之前,“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和对历史的总结,朱元璋改变了他原来的做法,想出了“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的办法.而相权并未集于皇帝,而是分于诸臣,所谓“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这是与加强君主专制有明显区别的.

《明史"职官志1"序》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是时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此处记载也可说明相权并未集于皇帝,而是分于诸臣.从万历初年高拱事仟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事皆朝廷总之”并非事皆皇帝总之,那道驱除高拱的《皇帝圣旨、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上说：“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朝廷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主上?”可见在古人眼里朝廷并不等于皇帝,高拱之被驱逐,并非只因他蔑视主上,而主要是因为他事实上已成了一个目无朝廷的超级权臣,破坏了分权制衡的体制,失败是自然之事.

综上,我认为朱元璋废相的本意不在加强皇权,而在分臣下之权,使臣下无法“张君之威福”,而作恶多端.若朱元璋意图独裁,则“升六部”何为?“事皆朝廷总之”又是何种打算?朱元璋身前如秦始皇,个人要独裁便独裁,哪需如此含蓄?其后如康熙如雍正,制度要专制便专制,哪需如此虚伪?雄霸天下之朱元璋行事需要如此小心谨慎么?事实上“所以稳当”四个字足以道出其心理.识者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