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释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释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释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释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别装知道

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汉书》中的“张释之传”，有一事记载：汉文帝视察圈养野兽的上林苑，问上林尉苑里野兽的数量，十余问，尉不能尽答。文帝颇不满，以为此尉无能，打算撤其职而任用他手下对答如流的“啬夫”。事情后经张释之的一番劝说而作罢。
上林尉不能尽答皇帝的询问，当然可说是“官僚主义”，未尽职守。但他不妄答，不吹牛，仍有其可取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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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汉书》中的“张释之传”，有一事记载：汉文帝视察圈养野兽的上林苑，问上林尉苑里野兽的数量，十余问，尉不能尽答。文帝颇不满，以为此尉无能，打算撤其职而任用他手下对答如流的“啬夫”。事情后经张释之的一番劝说而作罢。
上林尉不能尽答皇帝的询问，当然可说是“官僚主义”，未尽职守。但他不妄答，不吹牛，仍有其可取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问题。先哲孔子曾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 其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知道的就是知道的，知道几分就是知道几分，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妄说。这才可谓“知”。
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重现实与人事的。比如，对于神鬼幽明之事他不知，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尚且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又如何能去从事神怪之事？ 孔子于神怪之事付之阙如，避而不谈，意味着既不肯定其有，也不肯定其无。
大智慧如孔子，尚且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不知道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那么中智以下的人当然不可能样样都知道。除了神怪幽明之事外，承认有所知、有所不知，是一种老实的态度，也是最聪明的态度。唯其有所“不知”，才能成其“有所知”。宋代的大臣吕端，宋太宗称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就是弃“小慧”而就“大智”的一个好例子。《汉书》中张释之为上林尉的辩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来立论，从而得到汉文帝理解的。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丁肇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曾对很多问题都表示“不知道”。前一阶段又听说他在为南航师生作学术报告时，面对同学提问又是“三问三不知”：“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不知道。”“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不知道。”“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不知道。”三问三不知！这让在场的所有同学意外，但不久就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也许，一些人在说“不知道”时往往被看作是孤陋寡闻和无知的表现，但丁先生的“不知道”却体现着一种做人的谦逊和科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问愈深，未知愈重；越是学识渊博，越要虚怀若谷。作为专家、学者，对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仅应当老实地承认“不知道”，而且要敢于说“不知道”。美国现代物理学家费曼说：科学家总是与疑难和不确定性打交道的。当一个科学家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他就是不知道；当他有了大概的猜测时，他的答案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答案胸有成竹时，他也会对质疑留有余地。对科学家来说，承认自己的无知，使自己的结论留有被质疑的余地，是科学发展所必须的。学人只有秉持这样的科学态度，才能不断地“格物致知”，获得新认识，达到新境界。常言所谓“一事不知，学者之耻”，其本意正是在于策励学者们不断求索，不断进取。“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即使是在专业领域内，那种自诩或表现为无所不知的“专家”，不仅其学识而且其人品也都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丁肇中教授大可不必说“不知道”。比如可以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糊弄过去，可以说一些不沾边际的话搪塞 过去，甚至还可以委婉地对学生说：“这些问题对于你们来说太深奥，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但是，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却选择了最老实、最坦诚的回答方式，而且表情自然、诚恳，没有明知不说的矫揉造作，没有故弄玄虚，也绝没有“卖关子”。丁教授坦言不知道，不但无损于他的科学家形象，更凸现了他严谨的科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与丁肇中“三问三不知”相似的还有帕瓦罗蒂在一个大型演唱会上的表现，他演唱时刚到高潮之际，却突然停顿下来。举座哗然，连乐队都停了下来。帕瓦罗蒂坦诚地说自己忘记歌词了，请求大家原谅，希望大家再给他一次表演机会。在一阵沉寂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事后，有人告诉帕瓦罗蒂：“你完全可以做做口型，而不必承认自己忘了词。相信观众肯定会认为是麦克风坏了而丝毫不会怀疑到你身上。”帕瓦罗蒂微微一笑：“如果还有下次，我同样会认错。因为事实早晚会被人知道，那对我的声誉影响会更大。
与丁先生相反的是，一些人尤其是个别官员，在很多问题面前往往表现了“万事通”、“博学家”的“风采”，下基层、搞调研在情况不明、事情未弄清的时候就发指示、提要求、做决定，流露出一种“傲视万众”、“唯我正确”的态度。殊不知，一些指示、要求、决定有时与基层的实际不相符合，有的甚至离题万里，基层照此做下去，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人非圣贤，不可能生而知之，治学之要，行政之本，就在于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孜孜以求，来不得半点虚假。对不知道的东西，就不要充当“先知先觉”，更不要自认为能“升”而知之，认为自己一旦当了领导就对什么问题都有发言权。这是做学问做官乃至做人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时下有些“专家”、“学者”，总喜欢对一些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发言，不负责任地乱说一通。结果是“专家意见”并不“专业”，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有些“专家”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力在减弱。与此相对照，让人更觉得作为学术大师的丁肇中“三问三不知”，对于学人来说十分可贵，令人警醒。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种坦然与诚实，不仅是科学家、艺术家和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都是通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得来的，与官位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个别官员之所以“升而知之”、“官升知识长”、“官大本领强”，其实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并错误地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其“水平”、“能力”和“高明之处”，才不至于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而且自己确实“高”。这些官员“升而知之”的做法令老百姓倒胃口、反感“事小”，给人民、国家带来损失“事大”！谨防“升而知之”，才能使个别官员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才能树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才能注意学习、加强学习，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才能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实践“三个代表”，更好地为人民、国家作贡献。否则，总认为“升而知之”，就会堵塞其提高、前进的道路，最终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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