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生平帮助百姓 具体事例

包公生平帮助百姓 具体事例
包公生平帮助百姓 具体事例

包公生平帮助百姓 具体事例
生平事迹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所谓惩恶就是扬善 廉洁即乃助民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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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惩恶就是扬善 廉洁即乃助民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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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审西瓜。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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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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