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意思

篇一：冬天生的孩子命运多舛

冬天生的孩子命运多舛

冬天出生的孩子可谓先天不足。多项研究表明，他们成绩很差，上学时间较短，薪水较低，健康状况较差，寿命也不如其他季节出生的孩子长。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记录这种效应，并试图了解个中缘由。

Children born in the winter months already have a few strikes against them. Study after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y test poorly, don't get as far in school, earn less, are less healthy, and don't live as long as children born at other times of year. Researchers have spent years documenting the effect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it。 但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经济学家巴克尔斯(Kasey Buckles)和亨格曼(Daniel Hungerman)可能揭露了出生季节关乎命运的一个被人们忽略的解释。

But economists Kasey Buckles and Daniel Hungerman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may have uncovered an overlooked explanation for why season of birth matters。 他们的发现对以往研究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并显示出经济学家做出的看上去很可靠的假定可能忽略了一些奇特效应的关键原因。他们有此发现也是出于偶然。

Their discovery challenges the validity of past research and highlights how seemingly safe assumptions economists make may overlook key causes of curious effects. And they came across it by accident。

亨格曼2007年研究兄弟姐妹的行为时，他注意到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往往都在同样的季节出生。与此同时，巴克尔斯也正在考察导致生育多个孩子的经济因素，他偶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孩子的出生时间之间看上去存在关联。

In 2007, Mr. Hungerman was doing research on sibling behavior when he noticed that children in the same families tend to be born at the same time of year. Meanwhile, Ms. Buckles was examining the economic factors that lead to multiple births, and coming across what looked lik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s' education levels and when children were born。

巴克尔斯回忆道，我只是在摆弄数据，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往往会在冬天生孩子。

'I was just playing around with the data and getting an unexpected result,' Ms. Buckles recalls of the tendency that less educated mothers were having children in winter。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办公室正好相对，某天他们比对各自的研究笔记，意识到他们可能偶然找出了此前的研究一直忽视的出生季节之谜的答案。

The two economists, whose offices are across from one another, were comparing notes one day and realized that they might have stumbled across an answer to the season-of-birth puzzle that previous research had overlooked。

此前大多数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冬天出生的孩子与其他时候出生的孩子具备同样的背景。这些冬天出生的孩子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才命途多舛。

A key assumption of much of that research is that the backgrounds of children born in the winter are the same as the backgrounds of children born at other times of the year. It must be something that happens to those winter-born children that accounts for their faring poorly。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安格瑞斯特(Joshua Angrist)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克鲁格(Alan Krueger)1991年发表了一篇知名的论文，文中认为，出生季节造成孩子上学时间长短差异的原因在于，义务教育法对不同季节出生的孩子的影响。冬天的孩子早于其他孩子年满16岁，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更早地合法离开学校，一些孩子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导致这一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 In a celebrated 1991 paper, economists Joshua Angrist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Alan Krueger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argued that season-of-birth differences in how far children go in school is due to how

school-attendance laws affect children born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Children born in the winter reach their 16th birthdays earlier in the year than other children, which means they can legally drop out of school sooner in the school year -- which some do, leading to lower education levels in the group。

这可能对所有此类研究都有效。但如果巴克尔斯和亨格曼所发现的模式是真实的，以往研究所提出的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冬天出生的孩子更可能来自弱势家庭，那他们命运不如别人也是正常的了。

There may be validity to all of that research. But if there was any truth to the pattern that Ms. Buckles and Mr. Hungerman discovered, it would question the weightiness of other factors from past research. If winter babies were more likely to come from less-privileged families, it would be natural to expect them to do more poorly in life。

上述两位经济学家调查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提供的1989-2001年之间出生的5,200万人的出生证明数据，这基本上是美国在此期间的所有出生人口。同样的模式不断出现：未婚妈妈、未成年妈妈和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妈妈生育的孩子比例在每年1月达到高峰。举例来说，在这13年中，1月份出生的孩子有13.2%母亲只有十几岁，而5月份出生的孩子这一比例为12%，二者相差不大，但在统计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The two economists examined birth-certificate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or 52 million children born between 1989 and 2001, which represents virtually all of the births in the U.S. during those years. The same pattern kept turning up: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born to unwed mothers, teenage mothers and mothers who hadn't completed high school kept peaking in January every year. Over the 13-year period, for example, 13.2% of January births were to teen mothers, compared with 12% in May -- a small b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y say。

亨格曼说，老实说，当我们第一次发觉这种模式时，我们震惊不已，怀疑是不是弄错了。我们甚至一点都不兴奋，而是觉得，这样对吗？

'Honestly, when we first saw these patterns, we were so stunned we wondered if we made some mistake,' says Mr. Hungerman. 'We weren't even excited, we were like, 'Is that right?''

他和巴克尔斯估计，对于个人间教育程度和收入差异，家庭背景因素所占的比例最多为50%。他们认为，这表明安格瑞斯特和克鲁格所描述的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可能仍然存在，不过不能用以衡量学校教育对后来的收入有何影响，因为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仍然混杂，而没有分开。

He and Ms. Buckles estimate that family background accounts for up to 50% of th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and earnings. That suggests to them that the

compulsory-schooling effect Mr. Angrist and Mr. Krueger described could still be there, but that it can't be used to measure how schooling affects later earnings because it still mixes the effects of privilege and education instead of isolating them。

篇二：命运多舛否极泰来

央视名嘴白岩松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工作压力太大，他也曾经多次想过选择自杀了结生命。白岩松说：“那一年，我有连续四五个月的时间一分钟都睡不着，天天琢磨着自杀，不想活了。因为不愿意说话，妻子在我身边，我们俩也只用笔交流。”大学毕业后，白岩松一开始在《中国广播电视报》当记者。在这里，白岩松结识了妻子朱宏钧。 婚后的日子并不富有，这段时间正是白岩松人生的低谷。由于单位没能分配住房，他们一年内曾搬了６次家。199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东方时空》，白岩松便去兼职做策划。制片人见他思维敏捷、语言犀利，便让他试试做主持人。因为他不是学播音出身，经常发音不准，读错字，台里规定主持人念错一个字罚50元。有一个月，白岩松被罚光了工资，还倒欠栏目组几十块钱。当时，他是从《中国广播电视报》借调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帮忙的，如果不能胜任就要被退回去。退回去，怎样面对以前的同事？那段时间，常常睡不着觉，跟吃了兴奋剂似的。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边远的小城，8岁那年，父亲不幸辞世，母亲用坚强和隐忍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平时给人印象总是不苟言笑的白岩松，小时候却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被妈妈打。白岩松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奇怪。 由于太贪玩，白岩松小时候的学习成绩很差。一次，白岩松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倒数第二，他一生气，竟偷偷把张贴的成绩榜撕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砺了白岩松吃苦耐劳、敢于迎接挑战的坚强性格。渐渐地，白岩松的成绩跟了上来。高三那年，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600多页，地理书一共有700多页，语文书一共有1000多页等等。然后，白岩松一天看每科的30页书，另外还要做数学题，持之以恒，白岩松终于考上了大学。

现在回想这些，白岩松感慨地说：“青春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你可以犯无数的错误，因为你有改正错误的时间，但是当中年这杯下午茶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要赶紧做正确事，因为错了就没有改正的时间了。”

白岩松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妻子。善解人意的朱宏钧不停地安慰丈夫：“坚持下来，我全心全意支持你！”生活的重担果然没有压垮白岩松。“后来慢慢的像去壳一样，我用了两年的时间，由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慢慢把心态调整过来。现在回头看，那是我特别重要的一次成长，突然看淡了很多事。”

为了让白岩松尽快进入角色，朱宏钧每天都督促丈夫练习普通话。她从字典里把一些生僻的字和多音字挑出来，注上拼音，让白岩松反复朗读。她还让白岩松在嘴里含一颗石头，练习绕口令??

机敏和语言犀利是白岩松的优势，加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白岩松终于在栏目组站稳了脚跟。两年后，他获得了“金话筒”奖。

白岩松给儿子起名“清扬”。“因为他妈妈喜欢金庸，而且在中国古语里是‘眉目爽朗’的意思，希望他阳光灿烂，这是最重要的。别人问他，你将来当不当主持人，他说我才不当呢，这很难得，我儿子并不崇拜我，所以他将来不会受到他爸爸是名人的影响。”

白岩松感叹地说，如今孩子最富有的就是有大把的青春，“我不会去溺爱他，因为苦难是一笔财富，每一个成功的人都会面对苦难，每一个成功的人在苦难面前都会勇往直前，永不言弃！当苦难、打击你已经很好地走过时，回忆起它都会带有温暖的颜色。”

电视屏幕上的毕福剑那双小得让人感觉永远也睁不开的眼睛十分引人注目。透过他那特色鲜明的双眼，毕福剑的聪明才智都写在他那微笑而幸福的脸上。在中央电视台数以数百计的主持人队伍里，差不多都是俊男靓女，毕福剑却是个个例，有人说他以丑为美，有人说他以朴素见长，有人说他博学多才，也有人说他机智幽默。总之喜欢毕福剑的人很多很杂，如果说濮存昕是中年妇女的偶像，那么上到居委会的老大妈，下到学龄前稚童，都把毕福剑这位满身泥土味的平民主持人当成是邻居家的二小子。如果你偶尔打开电视机，看到一帮嘉宾和毕福剑坐在《梦想剧场》神侃，你很难分辨谁是主持人谁是现场嘉宾。《梦想剧场》是中央电视台贴近老百姓的第一道招牌菜，从1997年开播至今，这里让许多寻常百姓圆了自己想圆的梦。毕福剑是这个栏目的制片、导演，也是当家主持人，上过他节目的人都说他是圆梦人，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毕福剑就没有今天的《梦想剧场》；而毕福剑却说没有7年的军营生活就没有《梦想剧场》里的毕福剑。

毕福剑和王军霞是同乡，没有奥运会冠军王军霞的时候，毕福剑就是大连市男子1500米亚军得主，那时他的最好成绩是4分16秒2，辽宁青年队将这棵田径好苗子招入旗下栽培。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击碎了少年毕福剑的体育冠军梦，老中医出身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右派，举家从大连流放到辽宁金县大孤山公社王家村劳动改造。一切宛若在梦中，毕福剑在辽宁青年队仅受训了一个多星期，就面对梦断赛场的打击；父子相见抱头痛哭，父亲唤着他的小名：“小海蛎子，是爹害了你呀！”毕福剑看着父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根本没有搞明白思想上进的父亲为什么能跟政治叫板，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毕家有兄弟四个，父亲按“立宪建国”给孩子们取了很革命的名字，排行老三的毕福剑，原名毕福建，是上了高中后才自己作主在一位漂亮的女同学的建议下改成毕福剑的。

也许是天性使然，好动的毕福剑没有吃上体育这碗饭，却在文艺上露了头，拉二胡、吹笛子、唱样板戏、说山东快书、跳东北大秧歌，样样都能比划两下，一不留神成了村子里的“开心果”。1978年初春的季节，刚刚高中毕业在辽宁金县太平公社唐房青年点插队的毕福剑，正和乡亲们在热热闹闹的组织文艺晚会，他担任主持人，又独唱，又说山东快书，一下子被接兵部队的首长发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首长说这个青年我们要了。其时毕福剑的父亲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安置在县结核病医院任书记。首长征求毕福剑的意见，毕福剑说：“当然愿意了，我做梦都想当解放军！”大队书记听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顶梁柱要被挖走，百般阻挠，找到公社，公社又找到县武装部，最后是县委书记、武装部第一政委发话：“服从大局，克服困难，让他去部队吧！”

毕福剑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海洋船调查大队，驻地在青岛。当兵后的毕福剑并没有因为有文艺特长而当文艺兵，他分在舰艇上当了一名操舵手。有一天，上级通知有首长来视察工作，艇长开会布置任务对毕福剑说：“毕福剑，你负责布置俱乐部！”小时候在父亲高压下学过一段时间书法的毕福剑，到部队后第一次觉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连开了几个夜车，将俱乐部布置得焕然一新。那天首长来视察时，对俱乐部的装饰赞赏有加，当首长得知这里的一切出自于一位新兵之手时，立马要见见毕福剑。首长说：“小同志，很有才华嘛！”毕福剑一连几天都像吃了蜂蜜一样美滋滋的。大约是当兵半年后的一天，政治处派他到济南军区文化站学习放电影。后来毕福剑得知是那位视察的首长，调到北海舰队工作后，有心想挖走毕福剑，调查大队领导说既然毕福剑是我们的人才，肥水还是流在自家的田地里吧。学成归来的

毕福剑分配在电影组工作，这让他如虎添翼，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电影组的放映员其实就是一个单位的门面兵，迎来送往，布置会场，没有两把刷子休想在电影组混下去。大概与生活的经历有关，从小就受人歧视，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头的毕福剑，格外勤奋和钻研。他拜新闻干事为师，学习写作和摄影；他拜文化干事为师学习文艺表演；他拜俱乐部干事为师学习舞台设计和美工知识。

记得有一回，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到大连讲学，毕福剑也报名去了讲习班，有天下课，他一直跟随高老去了下榻的宾馆，进了屋就给高老跪下，要拜老人为师。其时，高老年事已高，曾经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不再收弟子了。毕福剑没有因此心恢意冷：“只要您能教我，我不要名份！”高老被这个年轻人的好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一老一少，一直交流到深夜，高老看了毕福剑的表演后，指出了他很多不足，尤其是要他在创作上多下功夫。高老说，一位出色的山东快书演员不仅要会表演，更重要的是善于观察生活，了解生活，反映生活，只有对生活满腔热情才能创作和表演出艺术精品。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毕福剑牢记恩师的教诲，从点滴入手，先在创作上下苦功夫，每每碰到什么有趣的事，他就认真记录下来，有时看到一句精彩的话就能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每次创作出一个本子，他总是将几位好友找到自己的房间，念给他们听，让他们提意见。久而久之，他成了政治处里文艺方面的大拿。

1982年，毕福剑搭上了直接提干的最后一班车，被送进了上级教导队学习一年，回来后提拔为调查大队俱乐部主任。不久，又兼任大队团委副书记，成为全大队最受宠的人才。俱乐部主任和团委副书记的职务是毕福剑接受全面锻炼的最好岗位，各种活动的组织与团员青年交心谈心，上团课，搞教育，在大礼堂里面对二三千人高谈阔论，为他日后所从事的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1月，毕福剑所在的第一海洋船调查大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原地脱军装，集体转业，交青岛市海洋局管辖。离开部队很长一段时间，毕福剑心里空空荡荡的，好像头顶上少了一块天，更像是失恋的感觉。尽管还是做着原来的工作，尽管还是那样受宠，用毕福剑的话说，魂丢了！那些日子，他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他说他的心里一直存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当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常常和战友下饭馆喝酒，以排心中的愁云。 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毕福剑和好友陈崇明到市内游玩，午饭过后，两个人喝了一瓶白酒，摇晃着要回单位。突然一副巨大的广告牌吸引了这两个热血青年，原来是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的招生简章。

陈崇明对毕福剑说：“老毕，我看你行，去报名试试吧！”

“得了吧，凑那个热闹，咱是不是那块料自个儿知道！”

“要是考上了多好呀，走去看看吧！文化宫不就在这附近吗？”

“你看看上面怎么写的吗？要交4块钱报名费，咱有这4块钱吃点啥不好，我不去！” “我给你交报名费，考取了算你的，考不取算我的，行吗？”陈崇明连说带拉将毕福剑拽到了文化宫。数以千计的报名大军，排着长队，等侯在文化宫门前，毕福剑又一次胆怯了：“哥们，咱丢不起那个人，你让我走吧！”

陈崇明指着远处一位还不足1。60米的小个子，贴在毕福剑耳边说：“人家都这么自信，你就出息成这个样子了？”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交上了报名费，第一道关目测过后，两个学院的考官都说两天后来看通知。还是陈崇明积极主动硬要毕福剑来看榜，毕福剑说：“我还你钱，真的没必要跑那怨枉路了！”陈崇明说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硬拖着他就过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初试榜上没有毕福剑的名字，北京广播学院倒看上了毕福剑。其时，他的年龄超过规定的年龄两岁。经过严格的三试和文化课考核，华东片就录取了毕福剑一人。招生的老师说：“我看他第一眼，就觉得他满身是戏，能录取他我们是真正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哟！”

1985年9月，毕福剑走进了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四年的苦心学习之后，他心中再一次燃起热爱军营之火，他将自己的简历打印好，将过去发表的作品整理好，第一站就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天他特意穿上洗得已经发白的旧军装，刚到门口，哨兵问毕福剑：“你找谁？” “我就想去干部处，找谁都行！”

“你说不出名字，是不能随便让你进的！”

“我从通县专门赶过来的，我想找工作，我也当过七年兵，你能给我行个方便吗？”说着拿出了学生证和退伍证。哨兵是个原则性很强的新兵，就是不让进。大约在门口等候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位班长，问明情况后，才打电话到干部处，只听对方说：“让他上来吧！”接待他的石帮飞干事，看了看毕福剑的简历和作品，听了听他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答应向上级领导汇报。

毕福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10天过去了，八一厂也没有音信。他只好又将简历送进了中央电视台人事处。过了两天石干事专程来到广院，他对毕福剑说领导觉得你很好，我们正在给你打报告，你等着我的消息。毕福剑千恩万谢，暗自高兴，心想又能第二次穿上军装了！ 不出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通知毕福剑去报到，接到通知后，他就一个劲地给石干事打电话，要么是打不通，要么是没人接，他说那一刻他还怀揣着幻想，希望自己能够重回到心爱的军营。

毕福剑从中央电视台报到后的第二天，他正在学校收拾东西，石干事和八一厂负责干部工作的领导专门开着车赶来了，通知他去办手续，

毕福剑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切都晚了。毕福剑说：“尽管那一次我没有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但我很感激八一电影制片厂，很感激石干事。我们素不相识，他能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这样认真负责，真的很了不起！ 作为中国电视主持人的年度聚会和交流平台，这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主持人与业界的权威人士、知名专家参与，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制片人，可算是中国主持界首次最高级别的聚会。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焦虑和苦衷，但是出现在同行们面前的杨澜，又恢复了原先的神采。作为晚会的主持，一开场她就提出，既然是主持人的盛会，那么就抛开一切陈词滥调，尽情发挥。每位嘉宾的发言，都充满了各

种有趣的包袱和段子。然而，就如同在论坛上开怀大笑的杨澜有着不为人知的忧虑，在一派自由轻松的气氛中，这场论坛也触到了中国主持人的隐痛。

围绕“理想”和“现实”，主持人们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对于电视从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收视率与高品质电视节目、娱乐元素与深度思想如何平衡。白岩松和张越不约而同地表示，因为收视率不高，现在严肃的电视节目特别难做。“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脸上永远带着坏笑、擅长冷幽默的崔永元，就曾经受到过收视率的戏弄。从1999年开始，崔永元的王牌节目《实话实说》因为受到了国内电视媒体的纷纷效仿，收视率慢慢下降，他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未能稳固住收视率。从一度高达5.4 的收视率，降到了0.66 的低谷，崔永元的焦虑和纠结，一直延续到2002年，他最终因得重度抑郁症而离开了《实话实说》。

如今的崔永元，虽然已经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但是时代的阴影，还是避无可避地落在了每个主持人的身上。崔永元的抑郁，也是这个娱乐时代的焦虑。当尼尔· 波兹曼用专著《娱乐至死》来探究和哀悼美国20 世纪后期的文化变故时，人们赫然警醒到，在21 世纪的娱乐时代，畅谈理想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人们需要的，也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更快速地遗忘。

就在这次主持人论坛期间，《艺术人生》以“理想2005”为题，在上海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邀请11 位不同时代的优秀节目主持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理想”一词是由白岩松提出来的，他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过去这25年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我们要改变世界的梦想来做电视的。在一个大家都不谈论理想的年代，我们坚持用这个名字，警醒着同行与自己。”作为11 位嘉宾之一的杨澜，因为有了自身的切肤体会，所以对“理想”这个主题的理解更有发言权。在接受朱军(微博)的采访时，她说：“当你为了一个理想去努力奋斗，而且经历过挫折的时候，我认为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步??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财富，你经历过很大的欢喜，也经历过很大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能够站起来，重新回到你要做的事情上来，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很大的考验，我很高兴我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

穿着粉色衬衫的杨澜谈笑风生，用调侃的语气轻松应对着朱军，而其内心经历过的冷暖甘苦却只有自知。阳光卫视出售之后，《杨澜访谈录》终于从天上接到了地气，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收视为王时代的考量，这档承载了她人文理想的节目，是否能在电视泛娱乐化的大浪中，做到“深度”和“收视率”两者兼得呢？

“我不知道严肃的新闻原则和讲好一个故事有矛盾，我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一定是可以结合的，关键就是你能讲一个好故事吗？”在主持人论坛上，唐· 休伊特一开口，颠覆了国内主持人的困惑。这个头发花白的老爷子，没有选择中规中矩的西服领带，而是略略随意地穿了一件黑色外套。他给杨澜的感觉，不是文人的书卷气，而是浓重的江湖气。他于1968

篇三：爱痕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母亲是女儿心中的太阳。

我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人。

我母亲是普通工人，长年患病，病史几乎与我同龄。她身材瘦小，性格温柔而倔强，年届不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略显苍老，憔悴的面容，记录了命运多舛的坎坷经历。为了排除母亲久病卧床的孤寂，为了回报圣洁的母爱，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用“小飞鸽”自行车驮着母亲到郊外散心。

郊外的景色真美啊！湛蓝的天空，像一池倒映的湖水；清新的空气，似醇酒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我一边吃力地蹬着车，一边当导游，向母亲介绍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的衬衫和后背贴在了一起，额头沁出一层汗珠。爬上一道陡坡准备跨越一条铁道。我弯腰弓背，喘着粗气，小心翼翼地行驶。突然，车子在水泥的路基上颠簸了一下，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就在车倒人翻的一刹那，我猛然地侧过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母亲。母亲安然无恙，我却觉得眼前一黑，下颌被坚硬的铁轨磕伤，殷红的鲜血顿时淌了下来。母亲潸然泪下：“好玉玉，妈难为你啦??”我用手帕擦去母亲腮边的泪水，打趣地说：“磕破点皮，没关系。这不正好多了个‘酒窝’吗！”母亲破啼为笑，笑声中包含着诚挚的母爱——至高无尚的永恒之爱！

后来，我的下颌果然留下一道疤痕——充满人间亲情的爱痕。从这道值得自豪的孝痕上，我感悟到了做人的真正价值。

1.多舛的意思是什么？

2.画出母亲命运多舛原因的句子。

3.僬悴的（ ） 僬悴的（ ）

4.题目爱痕中，痕是什么？爱具体指什么？

5 .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着短文，品着名言，我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参考答案：

1.坎坷，不顺利。

2.我母亲是普通工人，长年患病，病史几乎与我同龄。

3.面容 神情

4.指我受伤后的伤疤。爱指母亲从我出生时就生病。

5.母亲，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篇四：命运多舛的三爷

命运多舛的三爷 生前简介：殷友喜（1944—2007），泰州市塘湾镇朱娄庄人，农民

作者：王芹 联系地址：泰州市塘湾镇王芹粮店 联系电话：86864865 手机：18961039010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到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淡淡的哀愁，每当这时，我总想起三爷，那个辛劳了一生的苦命人儿。。

三爷原名殷友喜，泰州市塘湾镇朱娄庄人，他是我夫家的三叔。第一次见面，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依稀记得他穿着很朴素，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个子不高，又黑又瘦，那片夜色无疑成为了他最好的底色。这一切都很符合他的职业特征--到很远的地方去贩猪大肠送到当地的香肠厂，赚点差价，也许正是这一职业特性让他过多地承受了人生的风霜。他看见我很高兴，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了十元钱给我，要知道，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四十二元。这十元钱相当于他几天来辛辛苦苦的收入，他用这十元钱表达了对我这个侄媳妇的认可与喜爱。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三爷家育有一男一女，他比三妈大九岁，所以家里的重活苦活都紧着他干。因为祖上穷，仅有的三间草房无疑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家人需要，为了改善家里的居住环境，三爷不分白天黑夜的出去赚钱，给人家做小工，卸货，蹬

三轮车，养猪，养鸡，养鹅，养羊，生下来的鸡蛋鹅蛋，一个也不舍得吃，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生活费。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他还鼓励孩子读书，说再穷也不能让孩子过没有文化的日子。三爷一生嫉恶如仇，最恨别人走捷径赚钱，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尤为严厉。三爷文化不高，没办法教得多么深奥，他只能将自己这一生经历中所悟得的最朴实的做人的道理教给他们。小时候，大伯家的孩子不懂事，把邻居家的小鸡挖个坑，埋到土里，被他知道后，他拿着扁担赶在后面打他，从村头一直撵到村尾，押着孩子到邻居家赔礼道歉。因为家里穷，三爷家的两个孩子个子都长得不高，淳朴的三爷听村里的老人说，吃螺蛳可以长个子，立马到河里去摸螺蛳给孩子吃，改善改善伙食。人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比三爷年轻九岁的三妈老是埋怨生活的艰难，三爷总是宽容地笑笑，这个略显木讷的男人不善言辞，只是默默地揽起家里的大部分活计，尽可能的让她少干一些活，来表示对妻子的疼爱。因为家寒，三爷的孩子比同龄的孩子懂事很多，小小年纪上学就勤工俭学。有时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饿了就泡碗方便面做夜宵。就是这样，孩子还是品学兼优，在普通中学成绩名列前茅，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也许这是上天对苦命三爷的另一丝眷顾把。三爷有个姐姐远嫁镇江，姐夫死的早，留下三个孩子，难得回来一趟，三爷总是竭尽所能，好吃好喝的招待，走时还要塞一两百元钱。我们的经济条件比三爷好，可是逢年过节，他都要拎一只鸡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心里想着别人的，善良的三爷，过春节节俭得只用家里的豆子磨成的老豆腐喝一点小酒，吃的

是劣质的一元多钱的香烟，穿的也是别人给的旧衣服。人常说，命苦，搬到蜜州都苦。我的三爷一生命运多舛，第一次是上房晒山芋片从屋顶上滑下，摔了个半死。第二次给人家搬货，从三轮车上甩出去，昏迷不醒。第三次是从脚手架上跌下，脚后跟肌腱摔断，他叫人用车，把他送到我店里，我陪他去看医生。他说，自己的脚就像在火盆里烤一样，我前世是做了什么坏事，要受这么大的罪。三爷，我的苦命的三爷，我站在一旁，泪哗哗的往外流，如果可以，我愿意为你分担。因为不会开机动车，三爷只好蹬三轮车为人家送货，他的背都佝偻了，一脚一脚的蹬着，迎着风雨前行，我看到他的身影，我就难受，怨自己没有能力帮他改善生活。还好，楼房终于盖起来了，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家里的条件渐渐好了，三爷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愁眉苦脸。虽然外有欠债，但总算有了盼头，生活终于向他展开了微笑。

一天中午，好久不来的三爷，在午饭时分来了，我很高兴，连忙到街上买了菜炒给他吃，因为是家里的三爷，也不见外，所以就拿了普通的酒给他喝，他很高兴，走的时候还叫我有空去朱娄玩，谁知这一见就是永别。三爷为了二十元钱给人家送瓷砖，在去的路上，被一辆飞驰的轿车撞飞，当场七窍流血身亡，我那老实憨厚，与世无争的三爷，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连和我这个侄媳妇话别的机会都没有，享年只有六十三岁。一想到这些，我就心痛的无法呼吸，我后悔当初没有拿五粮液给他喝，没有好好的孝敬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陪在他的身边。车祸的赔偿款，刚好还了家里的债。三爷用他的献血

和生命诠释了对儿女的爱。出殡那天，乡里乡亲的都来送别三爷，哀曲长鸣，人们都在哀叹三爷凄苦的一生，三妈哭的几乎晕过去。三爷，苦命的三爷，人家打你一拳你也应该还手，何况夺你性命。老实巴交的三爷，你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办法发出，就这样一声不吭的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眷念你的妻子儿女，离开了想念你的亲人，叫人情何以堪……

三爷，你盖的楼房，现在已经拆迁，分到了三套房，儿子女儿也都成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你却没有看到这繁华世界，享受到常人三分之一美好的人生。三爷，如果有来生，我还要你做我的三爷，希望你转世投胎能过上好日子。有空我会常去陪陪三妈，三爷，你安息吧。

篇五：命运多舛的桐城方氏

命运多舛的桐城方氏（作者：桐城胡堡冬）

现在看来，假如没有“丁酉江南科场案”，东北文化的发端史一定会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那是三百六十八年前的事了。清军的金戈铁马，像洪水一样涌入关内打败了农民军，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便吊死在煤山，清朝入主北京。朝野的更迭，带给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些文人士子们总是念念不忘前朝，总是不想合作，社会的对立情绪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选拔举荐人才，就在这些重要的调整中，消弭了部分社会矛盾，桐城的方拱乾（1596—1667），这位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才得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举荐，进入清廷，被起用为詹事府右少詹事。他的儿子方孝标、方亨咸也都凭借其才华，成为顺治朝的进士，尤其是长子方孝标，文章才气，卓然不凡，被选为侍读学士，经筵讲官，父子二人都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经常陪伴皇帝，深得顺治帝的信任。

桐城方氏有两家，一家是桂林方，一家乃鲁谼方，都是桐城旺族。方拱乾是桂林方中的六房传人，少年聪慧，以“文名震当世”，中进士后，官庶常，馆选第一。方拱乾的父亲方大美，曾官至太仆寺卿。周茂源称之“江东华胄推第一，方氏簪缨盛无匹”。方家从明初的方学渐起，潜心理学，阐明经义，讲学于桐川秋浦之间，筑桐川会馆，开创了桐城的讲学之风。方学渐一生著作等身，著有《迩训》20卷、《桐彝》5卷、《心学宗》4卷、《另蠡》10卷、《崇本堂稿》22卷；而此后，方家人才辈出，蔚然大观，其子方大镇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授大明府推官、方大铉、方大钦皆有学行；方大镇之子方孔炤官至湖广巡抚、女儿方维仪以诗画著称、方维则有诗稿存世；大铉之子方文著有《嵞山诗文集》50卷，《说文条贯》18卷，与兄弟方贞观、方世举人称“方氏三诗人”。更为了不起的是孔炤之子方以智，是17世纪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佛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诗人。

这也难怪文学大家梁实秋惊叹，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这种评价与学者朱彝尊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浚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老焉”。方氏门楣之旺，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但是方家的命运，也常在历史的涡旋中起伏跌宕，像杂耍一样，被抛来抛去。

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举行乡试，当时的主考官叫方猶，副主考官叫钱开宗，恰逢方拱乾五子方章钺参加秋闱考试。乡试考完发榜了，一群落榜的秀才见到自己榜上无名，便群情激奋，有人发现方章钺中了举人，便由此推断，在朝为官的方拱乾与主考官方猶是本家，如此“联宗”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作弊的可能。

其实，方猶并非桐城人，与方拱乾更是非亲非故，如此牵扯，事件越闹越邪乎。那些落榜的秀才们集体到江南贡院门前抗议，到孔庙去又哭又闹，更有好事者贴出对联“孔方主试付钱神（暗指主考官方猶和副主考官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考题中有《论语》中语‘贫而无谄’）”。甚至有秀才写词“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在这首词中直指方拱乾。一些好事官员道听途说，不问青红皂白就到顺治皇帝那儿奏了一本。

顺治帝闻之勃然大怒，立即降旨，把正副主考官方猶、钱开宗革职，把方章钺等考生抓到京城严审，之后由清兵持刀监视复试。时值正月严冬，参加复试的人都身戴刑具，连冻带吓，很多举人哆嗦得写不出字来，还有的尿湿了裤子当场昏厥。这次复试有14人被革去举人，24人被停会试。本是一件很容易查清的案子，只因怀疑有弊，只因皇帝发怒，办案人就盲从办案，结果方猶、钱开宗被杀，其“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有十八人全部绞刑，一名叫卢铸鼎的考官虽已死去，家产也一并没收。至于认为有罪的八名考生，每人重打四十大板，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这就是清代著名的“丁酉江南科场案”。方拱乾因五子方章钺一案，“举家数十口”，被判处遣戍宁古塔，只有六子方奕箴，当时年龄太小，被免于遣送。

让人不寒而栗的宁古塔

处罚如此严厉的丁酉南闱科场案，牵连的人数达30人，连带家眷达数百人，可以说是清廷的小题大做。方拱乾从始至终都不明白个中原因，除了感到命运多舛，被人构陷而外，实在是冤枉。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桩案件是清廷借此打击江南的汉族地主阶级和那些不肯轻易臣服的知识分子，是清代文字狱的一个开端。

现在看来，假如没有“丁酉江南科场案”，东北文化的发端史一定会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三，方拱乾拖家带口数十人，与同案受牵连的吴兆骞一同从刑部被押解遣戍赴东北。清初的北方，地广人稀被称为绝域之地，尤其是黑龙江以北，从后金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统辖的地域西起贝加尔湖，东至库页岛，一片蛮荒，杳无人迹，除了虎啸狼嗥，野兽出没，绝少人烟。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用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碑划界，此条约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划分中俄国界，贝加湖从此丢失。

所以，那时大清朝对重刑犯实施流放，主要的流放地域就是辽宁的上阳堡，黑龙江的宁古塔和后来的卜魁。清代的刑法沿袭了明代的笞、杖、徙、流、死等五种刑罚，此外，律例之内还有辅助正刑的闰刑手段，其中流分三等，即2000里、2500里、3000里，而“三流并杖一百，到配折责，唯缘坐问流者不杖”。

这也就是说，方拱乾一家老少遣戍3000里之外的宁古塔，是流刑中最重的，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

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方拱乾根本没想到自己会遭此横祸，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而清代著名诗人吴兆骞，也是莫名的被牵连，他虽与方章钺一同参加秋闱考试，此前却并不熟悉，只是被抓下狱，在狱中才相识，并成为好友的。吴兆骞的父母、妻儿同样受到牵连，并与之一同遭到流放。当时，吴兆骞为师友的吴伟业很是不平，但又无力相助，他写下《悲歌赠吴季子》，“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由此可见被流放是多么可怕，那时，很多被流放的重刑犯，在路途中就冻死，或是被豺狼虎豹吃掉，“或饥人所啖”，连尸骨都难觅，所以犯人听到“宁古塔”这三个字都不寒而栗。

方家子弟多才俊

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时的宁古塔并没有古塔，也非风景优美的古镇水乡，而是一片荒芜，是朝廷重犯的流放之地。

首创“流人文化”

方拱乾全家从三月三日出发，到四月中旬抵盛京（今沈阳），见到了前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和他夫人徐湘苹，并受到热情款待。他乡相遇，方拱乾热泪纵横。这是因为，方拱乾与陈之遴同为前朝文友，且都是出身名门望族，经常参加东林党和复社活动。明朝灭亡后，陈之遴曾投奔南明，在清顺治四年（1647）入朝被任命为秘书院侍读学士，并由此一路升迁，最终被授予弘文院大学士。此后多次遭到弹劾，但顺治帝看重陈之遴的才华，1653年只降二职任用，后又官复原职。1656年再遭弹劾，顺治帝考虑他官至大臣，令他原官发往辽阳。而顺治十五年陈之遴又遭弹劾，其向内监吴良辅行贿，全家被流放辽东。这次方拱乾见到陈之遴，正是他最后一次流放。到七月十一日，方拱乾和吴兆骞举家老少，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跋涉，才抵达戍所——宁古塔旧城（今黑龙江海林）。

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时的宁古塔并没有古塔，也非风景优美的古镇水乡，而是一片荒芜，是朝廷重犯的流放之地。那时人们认为著名的流放地上阳堡已让人恐惧，可那儿还有房子可住，但宁古塔什么都没有，简直像人间地狱。从清崇德八年（1643）沙俄波雅科夫率112名哥萨克匪徒侵入黑龙江以来，中俄边境不断受到来自沙俄的侵略和掠夺。为抵御侵略，在顺治十年（1653），在原设宁古塔副都统的基础上，增设昂邦章京，将黑龙江、松花江以及尼布楚和库页岛等地划归单独的辖区，这时宁古塔才渐聚人烟。方拱乾在其《绝域纪略》一书中写道：“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这便是生动的写照。

这些遭到流放的人，往往命运悲惨，他们过去的锦衣玉食，以及家产财物被洗劫一空，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条命了。而这条命，有时也不是自己的，

是受到流放地那些清军满人将领的摆布的。有时，那些满族将领，打死刑犯就如同拍死一只蚊子一样的随意。但是，桐城人骨子里从不屈从命运的摆布，而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展示自己，以代代承袭的文化蕴涵和内在精神，去抵抗命运的不济。方拱乾和家人至戍所，除了五更而起，黄昏而歇，干着艰苦的劳役当差之外，还带领家人一起建起土坯房三楹，在室外种植花果蔬菜，并将其居所命名为“何陋居”。

与此同时，方家父子还与很多流放到宁古塔的文人士子们进行广泛的交往，注意搜罗素材，坚持写作。并常和这些文人们探讨黑龙江流域的风物地理，历史人文。他们当中有清代宁古塔第一个流人陈嘉猷，广东雷州的吴良辅，金陵的姚其章、吴江，浙江的杨越、杨斌父子，著名诗人吴兆骞、钱威、张缙彦等。方拱乾的长子方孝标抵达流放地宁古塔后，写有《寄答诸震坤兼讯张郁刘郝四同年》一诗，寄给友人诸豫，讲述流放的况味。诗云：“不记与君何时别，春风北寺梦魂间。西来只道常连席，东去那知更度关？”方拱乾与吴兆骞等人更是唱和不断，是文化支撑了方家父子的灵魂和那颗苦难的心，更是文化让方拱乾与这些文人士子们在蛮荒之地开辟了文化新阵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塞外文化现象，即所谓的“流人文化”。宁古塔因方拱乾等一大批流放的闻人学者们的存在，而变得丰富起来。这些才高八斗的重刑犯们，其人格魅力和文化影响，直接促使当地的满族官吏对文化的重视，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被聘为家庭教师。

磨难没能让方家父子沉沦，他们的从容和淡定，正是源于古老而又深厚的桐城文化。

在绝境中变劫难为洗礼

夕阳沉重若金，而萧瑟的秋风卷着远山的落叶，却怎么也扫不去方拱乾心头的沉重！在这份沉重中，磨难是必须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但最使他愁肠百结的，就是他那几个本应有着大好前程的儿子，也在经受着灾难的洗礼！方拱乾育有六子，依次为：孝标、亨咸、育盛、膏茂、章钺和奕箴。身陷丁酉江南科场案的，是五子方章钺，此案让一家老少数十口人受到牵连，而遭流放东北。

还是先说长子方孝标吧。方孝标，顺治六年成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是顺治帝喜爱的近臣，“帝尝呼楼冈而不名”，可见他是常与皇帝聊天，能让皇帝开心解闷的人。顺治帝高兴时曾说“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这也表明皇上对方孝标是多么信任。但是伴君如伴虎，皇帝说翻脸就翻脸，一场小小的丁酉科场案，本当稍作调查即能查清案情的，结果凭主观臆断，草草办案，就杀了两名主考官，十八人绞刑，方孝标被下狱而遭到发配。

方孝标在朝为官八九载，从不人云亦云，而是自有主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思维和处世之道，总是想让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去影响帝王的执政理

念；他甚至当着皇帝的面，穿起了汉人的服装，试图让在朝的汉人恢复起自我和压抑的心智。但是，他哪里知道，这些满族的贵胄们哪有那么开阔的胸襟，而是早就怀恨在心，只待时机来临，就会毫不客气地把异己拿下。方孝标因科考案牵连被流放宁古塔，二年后赦归，此后颠沛流离云南、贵州、湖广、浙闽等地，著有《钝斋诗集》、《钝斋文选》、《光启堂文集》、《易学十解》和《方孝标文集》，他的诗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腐败，抨击时政，其《横山玉》、《空村》、《茶市谣》被称为是清代的《三吏》、《三别》。但他死去多年以后，同乡戴名世“南山集” 案发，遭牵连开棺剉骨，从而引发了他的后人的又一次流放东北。

方拱乾次子方亨咸（1620—1681），字吉偶，号邵村，顺治四年（1647）成进士，历官获鹿知县、刑部主事、监察御史。亨咸以学问闻名当时，有著作《苗俗纪闻》传世，但他最著名的是精于诗文，尤精于书法绘画，其山水画仿黄公望，博大沉雄，力追古雅，花鸟画亦属妙品。亨咸的绘画技艺在宁古塔流放时大有长进，这是那片博大苍凉的黑土地，以及身为刑犯而遭受的很多人生体验，让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有人说他，少年不过游戏，“患难后足迹遍天下，画遂进”。方亨咸绘画不拘泥于古人，追求创新，所以更胜于古人；他与程正撰、顾大申齐名，终于成为清朝一代大家。他的《百尺梧桐卷》及画雀雏，被清《国朝画识》等书评为“神品”。据《宋元明清画家年表》载：方亨咸顺治十二年（1655）作《云横翠岭图》、康熙五年（1666）作《竹石图》、十五年作《山水》扇、十七年作《深山垂纶图》，均藏于故宫博物院。方亨咸的诗苍凉凄楚，清丽绝俗，在宁古塔流放时著有《其旋堂诗集》，有吴兆骞和张缙之作序，在当时很有影响。

方亨咸诗句清宛，凄怆在心，读之犹能感触方亨咸流放时的清苦和赦归时若梦的心境。

方拱乾三子方育盛，字与三，号栲舟，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方育盛自幼聪慧，“读书敏悟，工诗赋”，但受其弟方章钺科考案的牵连，遭到流放，这对他的人生既是很大的打击，也是一种磨练。流放宁古塔后，他写下大量的诗歌，记述边塞风貌和流放生活，与很多流放在宁古塔的文人士子，以及诗人交往密切，如学者张缙之、著名诗人吴兆骞，这二人都为他的边塞诗集《其旋堂诗集》作序。张缙之在序言中赞其诗，说：育盛之诗写“流人之幽恨，发万古之悲凉”，吴兆骞在序言中指出，“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同是流放客，同是天涯沦落人，可见方育盛的诗是多么忧愤，多么令他们感伤！

但最值得称道的是方育盛的《杜诗论交》，从这部论文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方拱乾在培育子女上所花费的心血，让每个子女都有所作为，由此也可以看到方家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他们代代都重视子女的教育。方拱乾在品读了《杜诗论交》后，用朱墨二色亲自批点，指出“敬炤底稿，誉录清册”。

小学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