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的观点是什么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的观点是什么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的观点是什么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的观点是什么
《少年中国说》这篇政论,其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强烈的批判性.此文以主要篇幅用于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其中心扣住一个“老”字.而在备述“老大帝国”的种种“老大”现象之后,特别去着力揭示当时那些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的卑微的人格,空虚的灵魂,尸位护权的自私心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老”“少”,主要表现在灵魂、精神的“老”“少”,而国家精神的“老”“少”,又主要取决于“握国权者”其人如何.他说,西欧、日本之所以称中国为“老大帝国”,首先“则以握国者,皆老朽之人也.”而这些人本来就无德无能,“自其少壮之时”,就不知亚洲、欧洲为何地,汉祖、唐宗为何人,再加上封建伦理、官场倾轧的“搓磨”“陶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其肉体已非盲则聋,非跛则瘫,“步履”须左右扶捉,“言语”更“不能自了”,而将“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交于其手,国家精神怎能不老,民族气血怎能不衰!更严重的是那些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们,在极端自私心理的支配下干出来的坑害民族、贻误国家的种种行为.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分析见长,而梁启超在这里几乎是借用了欧洲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法,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解剖.他说这些人,“积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才弄到“红顶花翎”,“中堂名号”,自然要“出其全副精神”“以保持之”.这些人,“既七十矣,八十矣”,“今日且过”,管它明日；“今年且过”,管它明年!为自己能够“快活”地了结余生,自然甘愿“割三头两省之地”,“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人民”、“赎我一条老命”!“以此为国,安得不老且死”!这真是入木三分的精彩刻画!梁启超以“老”为中心,对清帝国所作的系统批判,确实抓住了封建政体的痼疾.但是,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本质、特点、精神、追求的描述却是朦胧的、肤浅的,而把一切希望不加分析地寄托于中国新起的一代少年,也是片面的进化论观点.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未来,于字里行间,虽然充满了炽热的情感,但他到底也没能指出一条奔赴未来的可行之路.
　　《少年中国说》的另一特点是其形象的丰富性.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早就有贾谊《过秦论》那样的传诵千古的名篇.梁启超的散文则把传统散文创造出的意象体系,大大地扩展了、丰富了.其写“老”则不仅用“夕照”,用“瘠牛”、用“秋柳”、用“陨石”,用浔阳江头的琵琶妇,西宫南内的白发女等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作多侧面的揭示,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诸如“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拿破仑的流放,阿剌飞（或译阿拉比帕沙）的幽囚,玛志尼的革命等等,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要使古老的民族恢复青春,就必须以欧洲为师.更值得赞赏的是,梁启超使用丰富的形象,不仅围绕着一个思想中心,而且在众多的形象之中也是有主有从,突出了中心形象.这个中心形象就是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形象,前面的形象虽然丰富,但难免杂乱,有了这个中心形象,前面丰富的形象就与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集中地为批判、揭露腐败的清廷服务了.
　　“笔锋常带情感”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又一特色.而他写政论文,也往往以抒情之笔出之.《少年中国说》通篇就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一落笔,“欲言国之老少,请言人之老少”.就像久遭禁锢的情感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气用了十个排句,将“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两种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想方法,反复地进行对比分析.开头是两个长句,长句中又包括几个短句,分述相关相异的几层意思,气势稍缓；但越往后,句式越短,节奏越快,奔腾直泻,一发难收.开头好像是火山的熔岩滚滚外溢,而往后则是短促的、猛烈的、势不可挡的连续喷发了.以后的几大段情感的节奏渐趋平缓,而情感的力度却伴随着论题的开展而加强、而深化了.最后以一段四言韵语作结,把情感再次推向高潮.但这不同于开头那久遭禁锢后的情感爆发,而像江水出峡后的汪洋恣肆,其中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未来的热切追求,美好向往,让人觉得天空海阔前程无量,文虽终而情未尽,悠远绵长,耐人回味.
　　《少年中国说》文学语言上的独创性,在梁启超的散文作品中也很有代表性.就词汇来说,这里有“俚语”如“赎我一条老命”,“走无常当医生”之类；有韵语如末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有外国语法,如“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一段.这三者,细辨似有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一篇文章的有机整体,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在西汉以前基本上是口语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书面语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口语,“言”与“文”大体一致.两汉以后,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逐渐变成一种人为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了.它的极端形态就是骈俪文.唐宋古文运动使接近自然语势的单行散体,恢复了在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之文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公私文翰,科场应制等领域,依然为骈体留下生存的空隙,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宋、元以后,白话文学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却只能占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领域,而作为文学正宗的“古文”的写作,还是继续排斥口语.待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出世,古典散文中的千年禁地就被一举攻克了.在他使用的散文语言中,不仅大量地吸取了口语的精华,而且还融进了外来词语和外国语法.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而梁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平易畅达”,挟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也正同他所创造的新的词汇系统的表现力不可分割.这个新的词汇系统,虽然还没有实现“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还保持着旧有的文字型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因而对文学创造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的变革,还很不彻底；但是,在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语言演化更革的历史上,它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于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过渡形态.它适应了历史本身对文学语言变革提出的要求,所以难怪梁启超的“新文体”一出现,学者竞相仿效,而使“文界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卓越的宣传家,而且是赋予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新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杰出的文学家.这篇《少年中国说》,不妨作为鼎中一脔,推荐给当代读者去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