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打虎拍蝇统计

篇一：十八大后10省份纪委书记换人 5人系中央

十八大后10省份纪委书记换人 5人系中央“空

降”

2015年02月07日 07:06 来源：中国新闻网 [打印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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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看新闻] 中新网北京2月7日电(记者 阚枫)今年以来，多名纪检工作经验丰富的中纪委官员“空降”地方任职。专家分析，十八大之后，省级纪委官员的选任已有中纪委“空降”、地区间异地调动、从纪检体制外选任等多种形式。中央“空降”和地区间对调的选任形式，有利于破除地方官场“关系网”，扫除反腐阻力。 十八大后19省份纪委班子调整10省份纪委书记换人

近日，媒体曝出“中纪委副秘书长刘明波调任安徽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的消息。

1964年出生的刘明波是来自内蒙古的干部，公开报道对于其履历的介绍并不详尽。今次调任安徽，安徽省纪委官网对刘明波的介绍也不足百字：“刘明波，男，蒙古族，1964年3月出生，内蒙古赤峰人，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2015年1月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但是，可以查询到的报道中，刘明波曾任中纪委研究室主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职。

安徽省纪委班子此次调整后，根据公开报道，中新网记者统计发现，中共十八大至今，至少已有19省份的省级纪委书记或副书记出现人事变动，履新人数超过30人。在这19个省份中，有10省份调整了纪委书记，包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广西、重庆和西藏。

刘明波此番调整，成为继1月两位中纪委常委姚增科、崔少鹏分别调任天津和吉林任省(市)纪委书记后，中纪委今年向地方“空降”纪检干部的又一案例。 中共十八大后，已经出现多名在中纪委任职的官员“空降”地方的案例。除了上述的姚增科、崔少鹏和刘明波，2013年11月，中纪委常委侯凯从审计署副

审计长岗位，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去年9月，中纪委常委、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黄晓薇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去年12月，曾任中纪委监察部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的迟耀云调任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此外，去年1月，曾在中纪委任职多年的王拥军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上调任西藏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中纪委“空降”干部多为反腐老将

中纪委的“空降兵”可谓个个都是“反腐老将”。观察上述在十八大后由中纪委“空降”地方的干部，纪检工作经验丰富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例如，在出现“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去年9月开始，经历“地震”的山西官场先后迎来两位资深的反腐官员。

调任山西纪委书记的黄晓薇在中央纪委工作16年，此前她曾在辽宁省纪委系统任职15年，可以说，她已有超过30年的反腐经验。

这位被媒体称为“女包公”的官员任职山西后，有媒体曾做过这样的盘点：黄晓薇入晋上任仅5天，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就落马，短短三个月，4个厅官、1个副厅、9个县官落马??

与黄晓薇同去山西的迟耀云，从1988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监察部工作，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纪检老兵。而观察今年1月从中纪委“空降”地方任职的两位中纪委常委，姚增科1983年大学毕业后，除了一年短暂的地方挂职经历，他几乎一直在中纪委工作，崔少鹏不仅有多年纪检工作经历，还曾长期从事组织工作。 此外，2013年11月“空降”上海的侯凯，其1984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专业，此后便进入审计署工作，先后在财政审计司、审计署驻哈尔滨特派员办事处、办公厅等部门工作，有近30年的审计工作经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中新网记者分析，十八大后，随着反腐高压严打的推进，反腐案件的数量增多，复杂性增大，纪检干部的选任也更注重其反腐经验，“选调这些经验丰富的纪检干部，一方面他们可以迅速在调入地熟悉工作、打开局面，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地方纪检系统在反腐主业上业务水平。” 纪委领导“空降”利于打破地方关系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纪委密集“空降”干部赴地方任职之际，1月30日，中央深改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份关于纪检干部选任的重要文件：《省(自

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察办法(试行)》、《中管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

这次会议指出，提出的推进纪检体制改革的3个具体举措，既有利于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又有利于增强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此后，中共的纪检体制改革进程就备受外界期待。

在此大背景下，十八大后的纪检干部选任趋势自然也备受关注。记者统计发现，在上述10位在十八大后履新的省级纪委书记中，5人是中央“空降”，3人由异地调入，仅有两人由当地官员升任。

在汪玉凯看来，十八大后的两年间，省级纪委班子的密集调整首先应从反腐大局分析。“随着反腐工作纵深，中央纪委无法大包大揽全国‘打虎拍蝇’，必须调动和发挥地方各级纪委的积极性、主动性。特别针对一些反腐重点地区，中纪委加大纪检官员的调配力度，有着现实针对性，防止地方纪检官员的‘工作不力’变成‘反腐阻力’。”

汪玉凯分析，十八大之后，地方纪委官员的选任有中纪委“空降”、地区间异地调动、从纪检体制外挑选干部任职地方纪委等多种形式。

“无论是‘空降’，还是横向调动，这都有助于打破一些地方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官相护、互相充当保护伞的‘关系网’和‘权力网’，破除监督障碍。”汪玉凯说。

（责任编辑：梁靖雪

篇二：20150624—1观世变《顺口溜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顺口溜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创作的长篇小说《废都》脱稿于1992年，翌年在大型文学期刊《十月》第四期上发表，6月出书，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半年后即遭出版总署封禁，直至2009年7月28日解禁，这一禁就是16年。《废都》解禁后，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

《废都》被禁的原因大抵有二：一是涉黄，书中有许多赤裸裸的性描写；二是涉政，书中有大量顺口溜矛头直指政府官员，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例如：“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万代享清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国内倒完国外倒。三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四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等公民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就挣钱。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是工农，有的富来有的穷。九等公民是书生，海参鱿鱼分不清。十等公民憨百姓，学习雷锋真来劲。”

这段顺口溜在《废都》所有顺口溜中堪称“经典”，由于没有标题，姑且叫做“一等公民”吧。

今天，我们拿“一等公民”所描述的社会现象跟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展开的反腐斗争所暴露的社会黑暗面相比较，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就以七等、九等公民来说，七等主要指媒

体从业人员，九等主要指教师，那些丧失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大搞有偿新闻捞钱甚至讹钱，哪里仅是白吃白喝“解解馋”呢？大中小学卖分数，卖学位，卖文凭成为常态，大学教授有些硕导、博导，招研究生像开店做生意，一收就是一群，他们还会“海参鱿鱼分不清”吗？连海鲜都早已吃腻了。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诸如此类的顺口溜却因不为当权派所容而遭禁。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贾平凹洞察世事目光之深邃，对中国社会阶层演变趋势所作判断之准确。今天重读《废都》中的那些顺口溜，笔者觉得它是蛮好的历史教材。

顺口溜古已有之，它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说起来很顺口。顺口溜和歌谣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顺口溜是说的，歌谣是唱的。

顺口溜大多出自草根阶层之口，植根于民间沃土，它是人民群众智慧的凝聚与结晶，地道的“土冒”。从内容上考察，深受百姓欢迎的顺口溜多半是对社会的写真，率真鲜活，针砭时弊，入木三分；从语言上考察，顺口溜尖刻幽默、亦庄亦谐；从声韵上考察，顺口溜通篇押韵，读来悦耳响亮，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易于传播。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发生急剧变动，而且长期以来法治不彰，贪官横行，少数人先富起来，富得冒油，而且富得令人莫名其妙，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弱势群体仇富情绪

弥漫。凡此种种老百姓看在眼里，一股怨气憋在肚里，这种负能量的积累如何吐露或宣泄呢？顺口溜成为他们最方便最犀利的工具。

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新加坡人到中国，在德士里，在饭桌上，与人交谈，都不难听到他们随口带出几句顺口溜。比如上面的“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相信许多新加坡朋友也早已耳熟能详。当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就有朋友问我“大盖帽”这句是什么意思。我解释后，不料朋友又问那怎么能两头吃，吃了原告还吃被告呢？天哪，教我怎么好意思再解释呢？在我的祖国，“大盖帽”就是那么贪婪无耻，知法犯法，无法无天，既吃原告，又吃被告。

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情。举国上下办什么事都要请托，大凡手中有点权的人，无不寻租，以权谋私，捞取钱财。新加坡是法治社会，法制彰显，律师、检察官、法官哪里可以坐在一起吃吃喝喝的呢？别说“两头吃”，胆敢以身试法，“吃”一头就要冒付出惨重代价的风险了。

自改革开放之初到习近平接班，许多由中国共产党一手教育与培养出来的长在红旗下的干部，蜕化变质，他们是怎样一副德行呢？一段模仿毛泽东七言律诗《长征》、曾脍炙人口的顺口溜是这样描写的：“干部不怕吃喝难，千杯万盏只等闲。生猛海鲜

腾细浪，鸳鸯火锅走鱼丸。新式烧烤严冬暖，冰镇啤酒酷暑寒。更喜小姐肤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结尾两句真是可圈可点。统计一下在“打虎拍蝇”中下马的男性干部无论级别高低、年龄大小，有几个是不包养情妇的呢？更教人啼笑皆非的是连女性领导干部也都有包养小白脸或通奸者，甚至一女侍二男。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老百姓最开心的事儿是看到一只只大老虎被中纪委揪出来。可是“前朝”是怎么做的呢？老百姓评论说：“老虎作报告，狐狸拍手笑，苍蝇嗡嗡叫，耗子吓得满街跑。”讽刺不讽刺？大老虎作报告号召“反腐”，岂不是开国际玩笑？狡猾的狐狸偷偷地举家卷款外逃，到了异国他乡，以为从此太平无事，心中窃喜，拍手偷笑。逐臭之蝇一群群的乱哄乱嗡，各谋对策，以求自保。嘴馋的老鼠因曾吃过拿过贪过而成为过街老鼠，只闻打声一片，吓得四处乱窜，性命难保。这段顺口溜告诉人们，过去也不是压根儿不“反腐”，可是矛头向下，瞄准小干部，这样，副部级、部级、副国级乃至国级大老虎就给保下来了，统统平安无事。

中共十八大后，一批国级、副国级、部级、副部级的军内外大老虎双规的双规，坐牢的坐牢，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是他们说打虎拍蝇是：“一靠媒体关注，二靠美女脱裤，三靠干女炫富，四靠艳照外露，五靠情妇反目，六靠小偷入户，七靠二代跋扈，八靠烂尾事故，九靠访民拦路，十靠内讧悔悟。”这是在一

段时间里老百姓总结的看法，每一句都可举张三或李四为例加以诠释。或问要是媒体没关注，艳照没外露，小偷没入户，老虎就揪不出来、苍蝇就拍不到了吗？当然不是。这段顺口溜十分发噱，颇有调侃之意。老百姓顺口溜它一溜，过过嘴瘾，感觉很爽。 顺口溜在中国非常盛行，拙文仅从写真角度略举数例，说个皮毛。其实，顺口溜的用途十分广泛，其内容涉及各种课题，正面和负面的都有，有弹有赞。顺口溜华语中有，方言中也有。限于篇幅，另文再谈。

篇三：扒一扒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词及其背后深意

扒一扒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词及其背后深意

2015-06-03 16:17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 焦杨编辑整理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态势持续走高，“反腐”无疑成为中国舆论的最热词汇之一。在大批“老虎苍蝇”应声落地之际，一些反腐新词汇进入公众视野。而诸如，培训腐败、能人腐败、一家两制等等，这些反腐新词背后，不但有新问题也有老病根，显示出中国反腐的不断深入，力度广度都在不断加码。思响哥为你梳理了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词汇，带你看看中国未来的反腐走向！

【捉蚊子】

各地正在进行的“打虎拍蝇”行动可谓掀起“九级风浪”，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腐高压态势对一些村级“蚊子”似乎影响不大，一些村官利用监管漏洞，插手工程建设，贪污财政下拨的专项资金，甚至从贫困群众“口中夺食”。更令人咋舌的是，有的村官还态度蛮横：“我就是个农民，能把我咋样？”

——2015年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版《要“打虎拍蝇”也要“捉蚊

子”》

解读：事实上，针对农村反腐，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创新方式方法。参照巡视经验，河南在省级以下探索形式多样的巡察机制，巡察延伸至

村；浙江温州则在市一级专门建立农村基层作风巡查制度，集中力量对村级组织、村干部以及村级建设项目开展巡查。此外，严格落实“村务公开”制度，让更多的农民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也是防止“蚊子”滋生的有效途径。

【打虎拍蝇】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目前防腐存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大案要案频发，腐败的严重性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高官被查处的案件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打老虎”对社会有示范效应。不管官员的权力多大、位置多高，遇到腐败问题还是要严加惩处，这反映了党中央处理反腐问题的决心，这也传递了信心。

第二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生活方方面面的小贪腐，不廉洁，铺张浪费的问题比较普遍，数额可能不大，比如涉及教育的克扣教育经费、克扣农民工工资等，但这些案子影响面很大，发生在老百姓周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要实行“零容忍”。

【专项巡视】

坚决落实中央对巡视工作的新要求，扩大范围、加强力量、加快节奏，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

——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2014年1月13

日

解读：相对于常规巡视侧重于空间的全覆盖，专项巡视则更突出时间的高效率。同常规巡视相比，针对特定问题、特定领域、特定人员进行的专项巡视，方式灵活、人员配备更专业化，也将更“短平快”地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

【会所腐败】

党员领导干部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带坏了社会风气。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遵照中央指示，就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提出明确要求。

——《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

的通知》

解读：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关键还在于党政干部的综合素质问题。之所以还有歪风，说明整改不到位，说明某些地区某些干部的思想还

没有转变过来。对于预防会所里面的腐败，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素质上去了，自然歪风也就没了。

【能人腐败】

腐败问题多层次、多领域、广覆盖，表现形式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江苏省反馈巡视情况》

解读：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由人们印象中无所作为的“庸官”转向“能人”，这是当前我国腐败特点的一个重要变化。 “能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运行的不规范和监督机制的缺位，提醒我们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坚持把“德”放在首位，做到再能干的人“德”不行坚决不用。

【山头主义】

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有针对性地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中央第六巡视组向河北省反馈巡视情况》

解读：中央巡视组的这一表态，是向一些领导干部权欲膨胀、“占山为王”发出警示信号。近两年打掉的“老虎”中，不少都存在山头主义作风。在一些基层腐败案中，也存在山头主义的现象。

【一家两制】

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问题反映集中，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一些地方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

——《中央第五巡视组向浙江省反馈巡视情况》

解读：“一家两制”最初是指夫妻二人中，一人在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另一人在民营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现在还扩展到家庭成员之间，父母在行政机关工作，子女自己开办企业，依靠权力谋取利益。这种关系形成的利益输送，比其他官商勾结更隐蔽。对此，中央巡视组提出要明确界定“一家两制”的基本要求，扎牢制度笼子，从严惩处，形成震慑。

【打干亲】

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利用节日和红白喜事收受红包。

——《中央第九巡视组向四川省反馈巡视情况》

篇四：18大后政治变化 反腐为改革铺路 推进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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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大召开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正好隔着整整两年时间。

从轰轰烈烈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到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立规矩”的“八项规定”，到“建章立制”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从描绘宏伟战略蓝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发生了太多深刻而彻底的变化。

如果要读懂这两年里中国政治的变化，那么有两样东西必须准确把握。其一，是中国政治变化的内在逻辑，那就是改革。其二，是中国政治变化的预期目标，那就是十八大上提出并一直奋斗至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握住这两样方向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才能理解过去两个“大破大立”的政治年份。 01重拳反腐：为改革铺路

在刚刚举行的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布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和前些日子正在进行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一样，这张海外反腐大网的张开，也标志着中国的反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若要选择过去两年中国政治发生的最令外界印象深刻的事件，相信很多人会给反腐投上一票。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中管干部，已经达到55名之多。其中，对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一批腐败高级干部的查处，更是印证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腐败问题毫不手软的决心：“无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而如果细究这55名“大老虎”的职位分布则可以发现，在查处的高官中，不仅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也有“地方大员”;有军队系统的巨贪，也有央企内部的蛀虫，还有纪检监察系统的“自己人”;不仅在位的高官要查，退休的、退居二线的腐败高官也要查。

对待“老虎”不手软，对待“苍蝇”也不放过。因为相对于“老虎”的位高权重，“苍蝇”职位虽低，却是老百姓“身边的腐败”。仅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受理了超过120万次的检举控告，在最终立案调查的案件中，共处分了超过18万名党政干部。

不夸张地说，自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其力度可谓近30年来最大。而这种不区别对待、不遮掩护短的手法，也让民间流传的一些所谓政治“潜规则”不攻自破。

“反腐主力”中央纪委自然成为这场风暴中的“风暴眼”。这个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挂帅的机构，十八大以来一直“很忙”。他们不仅提供了上面大多数的反腐数据，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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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了巡视的重担——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无论速度还是力度，中央巡视组都让“巡视”这一中共的传统制度焕发出了空前活力。

以如此大的力度持续了两年的反腐败，是否到了“见好就收”的地步?

当然不是。10月24日，王岐山说，“这仅仅是新的开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那么，反腐败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法国路透社看来，中国反腐的不断升级，是为了“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利好中长期改革推进，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呼应”。持类似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则表示，在这种“高调反腐”的背后，中共高层的目光着眼点在于“真正的制度改革”，因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健康迫切需要这些改革”。

而在更熟谙中国政治的国内政治学者看来，反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官场政治生态的改善。而要读懂这种政治“新常态”，则必须把反腐和两年来的作风建设放在一起“对读”。

02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分赴大江南北，下沉至中国政治的最基层治理结构——县、乡镇、村庄，和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坐在一张床上谈天说地，聊他们最关心的粮食生产和生活难题，听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同一个时间段内，中国各省、自治区、市的主要领导，在一场名为“民主生活会”的政治场合内相互“开炮”，指出自己和对方在日常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

类似的场景，自上而下地遍布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层层党组织。这场历时一年半多、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叫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习近平主持了这场活动的总结大会，明确指出“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和70多年前中共还未执政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相提并论：同样是针对作风问题，同样祭出的是中共赖以生存的“群众路线”。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执政难题。在这个有着浓厚忧患意识的政党看来，如十八大所言，全党面临的危险有很多，包括“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而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的危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旦脱离群众，不仅将直接影响到工作方法、工作内容，更可能滋生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更将直接动摇执政党的立身之本、执政根基。

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读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何从履新之始就强调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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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公布的“八项规定”，看起来不过是很简单、很平常，甚至很“生活化”和“口语化”的内容：出行不封路、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精简会议、改进文风??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八项规定”，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执行下，成为了深刻改变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硬杠杠”。

甚至可以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对“八项规定”的“加强版”与“扩大版”，因为“八项规定”中否定的内容，都可以归纳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反对的“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两年来的作风建设成果如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副明镜。餐饮业的从业人员发现，以往以公款消费支撑的高端餐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十几家白酒行业的上市公司市值一直在缩水;老百姓发现，以往“高大上”的高端酒楼纷纷放下架子开始做平民餐饮，以往逢年过节时的“天价月饼”、“天价烟酒”纷纷开始价格“跳水”;感受最深的公务员队伍，则发现以往那些“不是事儿”的事儿开始被管束、被通报：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送礼，甚至是上班玩游戏和打瞌睡??每一个以往已经习惯了的“习惯”，都被列入了纪委的“黑名单”。

正面，是“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条框;背面，是中纪委不间断的以时间节点为抓手的“曝光台”和“处分令”，以及媒体和民众24小时的监督。两年来，中共的作风建设，虽然让一些人哀叹“为官不易”，但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叫好和支持——这种“向自身开刀”的做法，彰显的是执政党对自身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和反腐败一样，中国两年来的作风建设，其目的也是建设政治的“新常态”：让规则成为打败“潜规则”的力量，让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更为健康，让整个社会的风气和秩序得到好转。

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为改革铺路”。因为说到底，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需要更加完善和健全的环境，需要规则意识，也需要一支精干的、能领导改革的干部队伍。

03新规频出：改革风向标

有人说，十八大以来的两年，每年都是“禁令之年”，给党员干部队伍不断戴上“紧箍咒”。

而据本报梳理，两年来，仅中央层面发布的新规就达到30多条，平均每个月都有新规设立。

比如工作方面，有对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有包括差旅标准、公务接待在内的工作内容的规定，有清理办公用房、停建楼堂馆所等对工作场所的规定，也有对干部提拔等政治生态的规定。而在生活方面，中央层面的新规则更加“事无巨细”，包括婚丧嫁娶、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等“细节”问题，都囊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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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十八大后落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表)

十八大后落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表)

2014年12月19日 10:20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12月18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统计，王敏是十八大以来山东省落马的首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的第7个中央候补委员。此前，已经有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落马，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朱明国6名中央候补委员落马。申维辰、梁滨2名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落马。

(更新:2014年12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接受调查，2015年7月24日，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8月18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接受组织调查，成第6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2015年1月4日，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15日，中国军方公布16名军级以上领导干部重大贪腐案件，其中，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秘因涉嫌违法犯罪，2014年1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2015年3月15日，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被调查；2015年5月22日，广西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被查，至此，共有11名中候补委员落马。)

十八大后落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按落马时间排序，点击姓名可查看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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